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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资本主义”研究的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由于美国政府管制太多，小企业更加反对政府管制，而大企业可能倾向于与政府合作？ 法伯尔：因为对于小企业来说，资源、人力没那么多，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处理与政府的相关事务，而大企业则有专门的人力和部门来处理这部分事务，所以，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欧洲，战后很多小企业支持政府出台类似“周末不营业”这样的政策，以保护小企业的利益。在美国，为什么小企业不喜欢政府的规制？ 法伯尔：是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很多年前，美国的小企业也和欧洲的企业一样，他们支持政府的针对“掠夺性竞争”的政策，即为了保护小企业而推出的一种不平等的竞争政策。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企业开始打破政府对小企业的保护，后者陷入困境，没什么好的选择。这些小企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由于他们对自己处境的愤怒、对政府与大企业的不满，所以把票投给特朗普。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政府支持全球化，大企业在这个趋势中获益，而那些无法进入大公司、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成为全球化中的落败者。 你们所提的这些问题，事实上是美国学界“美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讨论范畴，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法伯尔：学者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研究大概始于十五年以前，当然传统上国家与资本主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本身发生变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但是全球化让“国家与资本主义”这个话题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学者试图理解和解释为什么美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变得越来越保守。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越来越关注，这些研究并不一定是从批判的角度，而是从一种理解、阐释的角度。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政治学者使用多元主义来讨论美国政治，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各种元素相互制衡，这些元素包括劳方、资方、强大的军方以及强大的监督机制，即每个人都有一把椅子，可以坐在一起讨论。70年代以后，工会失势，所以这个平衡被打破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不再讨论多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主要是哪些学科在关注这个问题？ 法伯尔：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都在关注。政治学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定量研究，很多学者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研究作为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中国社会科学报》：量化研究的主体是什么？ 法伯尔：量化研究的主体主要包括政治行为、研究人员试图理解促使选民作出选择的原因以及选民与党派的关系等等。通过认知科学、行为研究等我们称之为跨学科研究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这是目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现在美国政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他们主要分为三派：理论派、制度派以及行为主义派。理论派重点研究政治问题背后的本质、规律，着眼于大问题；制度派关注对机构、组织的研究，比如欧盟、北约、美国国会等，研究这些机构的组成以及法规等；行为主义派则重点研究个体行为以及身份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政治学出现定量研究趋势，那美国政治历史学是否也有这个趋势？ 法伯尔：没有。20世纪80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历史专业时，历史学科曾经出现过量化研究趋势，但是却失败了。 全球化中美国劳动阶层受损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十五年是非常关键的。之前，克林顿支持全球化，很多美国工厂开始倒闭。是不是这个时候社会已经进入到保守分裂的状态？ 法伯尔：从老布什开始，历任总统都对从亚洲进口产品采取开放政策，这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是肯定的。传统上，民主党在1930—1970年占主导地位，与工会关系紧密，关注劳工利益，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克林顿以及奥巴马倾向于支持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对市场开放、国际贸易等的支持，却忽视了劳工阶层的利益。而共和党则一直以来和全球化的大企业关系更近。 《中国社会科学报》：21世纪初美国出现新保守主义，到目前来说，有何变化？ 法伯尔：新保守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化。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白人越来越趋于保守。按道理说，他们应该变得更激进，可是他们不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找不到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亚裔、拉美裔移民人数的上升，这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白人觉得自己的处境受到了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这些人传统上是不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法伯尔：原来有可能，但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低。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阶层最关注他们的经济利益，美国的这些劳动阶层同时还关注其“白人”身份、关注宗教，有时候甚至和他们的经济利益目标相冲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