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崇尚古典的史学理路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发轫于意大利，而意大利人以古典史学的正统自居，他们崇古意识强，在史著的内容、结构、手法、风格、史学思想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师法古人，其史学的古典主义表现形式最为丰富。不过，他们师古却不泥古，变而后大，根据时代的要求，以批判的意识遴选史料，甚至质疑古人，超越古人，拓宽视野，构架叙事体的信史，以先导者的角色走在欧洲新文化潮流的前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实证取向是以古典主义的盛行为前提，而崇古、拟古的缘起要追溯到维兰尼和彼特拉克。 当人文主义思想在佛罗伦萨的文学中初露端倪，揭开文艺复兴时代序幕的时候，历史学还禁锢在中世纪编年史的藩篱中。中世纪编年史按时间顺序纪事，夹杂着许多传说、寓言、宗教故事，甚至杜撰的内容，对史料的运用缺乏甄别和批判的意识。维兰尼的《佛罗伦萨编年史》从叙事到历史观念旧时代的印迹比比皆是，原罪说、末日审判、上帝意志不可悖逆的中世纪历史观念根深蒂固。但是，在一些历史的方法论和新思想观念上已迸射出一束耀眼的光亮，诚如丹尼斯·海所言，他的《编年史》一方面延续了旧有的形式，实际又采用了新的方法，是一个大的转折。(12) 维兰尼曾说：“我发现自己正在神圣的罗马城朝圣，凝视着其间宏伟而古老的文物，恍若在阅读由维吉尔、萨鲁斯特、卢肯、提图·李维、瓦勒里乌斯和保卢斯·奥罗修斯及其他史学大师所写的罗马人的历史和伟大业绩……我要采用他们的风格和构思来保存历史，为后世提供范式。”(13)这其实已有“述史如史”的意味，而其对人物之外古文物的重视，更是一种开拓性的眼光。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维兰尼的《编年史》引导了后来的历史编纂者对税收档案、商务档案、城市档案及各种统计材料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他运用经济统计数据分析、论述问题，将统计学原理应用于历史写作，是史学研究新方法的尝试，也给后来的历史学家以积极的启示。在他的影响下，史学遂逐渐走出中世纪编年史的阴影。汤普逊称他是“第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而西蒙斯则看重维兰尼著作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运用。(14) 维兰尼的理念被素有“文艺复兴之父”盛誉的彼特拉克发扬光大。彼特拉克崇尚古代社会、遵从古代典籍、恢复古典文明和复兴古代文化的理念，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文化特征和人文主义者坚定的信念，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他的倡导下，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搜寻各类古籍手稿，利用古代典籍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和创作活动。他本人就收藏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包括书信、手稿和抄本，使他在写作中左右逢源。(15)1330-1370年，在彼特拉克及其朋友的努力下，拉丁原著的恢复卓有成效，一大批散失的著作被重新发现，特别是对于西塞罗、李维、塔西佗、瓦罗等人著作的发现更是功不可没。(16)从1345年发现的西塞罗重要信札中，彼特拉克看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和文学生活的原貌，也认识了生活中和学术上的西塞罗。他决定以历史学的手法，真实地为西塞罗作传，但这部《西塞罗传记》直到彼特拉克晚年都未能完成。尽管如此，仍被视为“新史学第一项重要的成就”(17)。 彼特拉克的历史考证是开拓性的，他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真实客观地反映过去的人和事的写作方式，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在拥有古籍就拥有古代知识和学问的驱动下，搜寻古籍在学者中蔚然成风。尽管在彼特拉克时代对古典的崇尚和对古代典籍的利用，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对古典的引章摘句或是对某一主题的简单模仿上，但他和维兰尼对从实物到文献各类史料的浓厚兴趣，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就是最早受其影响的一位。由于他在史学方面的不懈努力，意大利史学率先在佛罗伦萨完成了由中世纪的编年史向人文主义叙事史的过渡，他也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先驱。 布鲁尼从事了大量古典著作的收集、整理、翻译、抄录方面的奠基性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不断深化了其史学兴趣和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念，完善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原文意思进行翻译的新方式。(19)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普鲁塔克、波利比安、普罗科皮厄斯、色诺芬、埃斯基涅斯等人的古典希腊著述译成拉丁文，为尔后的研究扫清了语言障碍。他把古典语言和拉丁语史的研究，重置于变更中的罗马社会的大背景之中，把握了古典拉丁语跌宕起伏、盛极而衰的动态历史过程。(20)他更不满于普鲁塔克的《西塞罗传》的拉丁译本，怀疑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偏见所致，遂决定将对历史学家著作的单纯翻译，转变为加以评注和阐释的历史写作。他基于这种史观写成的十二卷本的《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就充分体现了他对古典作家的尊崇和他的古典修养。(21) 面对史料的不足，布鲁尼总是在精心考订不同史家提供的原始资料后广征博引。他善于用互证互补的方式作传或修史，任何引起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变化的人和事都不会被他忽视。(22)在《西塞罗传》的前言中，布鲁尼阐述了自己如何扩充、甄别和选择传记所需的原始资料。他以事实为依据，对各类史料认真鉴别、校勘、考证、修订后再作使用，正误参照、详略互补，“以收对勘互证之效”(23)。齐默尔曼认为，“他实际上已运用了史料对照批评”的研究方式。(24) 布鲁尼对史料的选用，除编年史外，还包括国家文献、城市档案、家族的私人信函等多方面原始材料，(25)这些成为构筑他的史学的基础。布鲁尼认为，要做好一个历史学家，历史评析必须公允。他对历史学家提出历史写作的责任，“只有两种方式写作历史：一是评论和叙述那个时代的事实，另一则是发现新的原始资料，再用某种自己适合的语言介绍其重要性”(26)。布鲁尼认为，如果历史是有用的，它首先应该是“真实的”(27)。 历史写作的实用性目的，将其导向实证史学和现实主义的轨迹。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罗马治学取向的推崇和治学方法上对档案的重视，也确有现实政治的推动，因为罗马早期与邻邦的斗争与当时的佛罗伦萨的处境有着相似之处。人文主义者提倡西塞罗式与共和主义式为服务共和国而积极生活的态度，提倡勇气与意志、雄辩术和公共精神这些特质；他们以被围攻的早期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帝制罗马时期)作为典范，不仅重建西塞罗、萨鲁斯特与李维所说的公共生活伦理，以及服务国家所带来的荣誉与名声，也提高了从罗马成功击败对手中学习政治的可能。(28) 在写作方式上，布鲁尼参照古典的方式，仿效罗马时代的历史写作，在修史的目的、史著的结构、内容、方法、风格等方面无一不渗透着古希腊、罗马史学的遗风。正因对古典的高度推崇，布鲁尼及其所引领的历史著述开创了一种烦冗引证的风尚，布克哈特后来就感叹这样的集中引证使人不忍卒读。(29)然而，布鲁尼对古典知识的应用，也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组合，亦即将原创著作和古典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认识问题，考察历史。(30)他按自己对历史的认识重新选择史料，“审慎地组合各种权威典籍”，“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历史情节紧密地黏合在一起”(31)。其叙事体历史写作的创新，仍是成功的。威尔科克斯指出，尽管布鲁尼的著述渗透了古典学者的各类观念，但其仍引导出一个内容、思路和表述方式都已很不一样的新历史范式。(32) 稍年轻些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布拉巧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也有深厚的古典主义基础。延续着彼特拉克的取向，波吉奥也潜心搜寻古籍，在古典手稿的寻觅中感受惊喜的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延伸到对古籍的抄录。他在拓宽意大利人古典知识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誊写抄录了搜寻的各类古代稿本，培训了一些职业誊录员，大批誉录古典稿本，对传播古典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戴维斯称他“给潜藏于中世纪的许多古代典籍带来了光明”(33)。在竭力搜寻和抄录古代文本的同时，波吉奥也大量地研读古典文献，并在历史研究中引用古典文献。对他而言，两者是互补的，故科克伦说“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所有那些缺乏可靠性的知识提供证据”(34)。 在史料的利用上，波吉奥广泛收集拉丁古籍，又善于继承和借鉴古罗马传统历史学遗产。他既崇尚李维，又珍视并广泛引用了不同于李维的塔西佗的著作。(35)他将文物、古迹视为特殊的史料，并将其作为一部史书来阅读和理解，利用罗马古迹或历史遗物提供的材料来反证历史。波吉奥对史料的新认识，打开了历史学家对新史料选择和利用的思维空间，这方面他比布鲁尼进了一大步。在整个15世纪，更注重铭文史料的一种罗马写作类型业已复兴，(36)波吉奥是功不可没的。 另一位崇尚古典的历史学家是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年)。受布鲁尼和同时代人文主义史家的影响，比昂多也到古罗马作家那里寻求历史学写作的支持。他遵循着罗马最博学的古迹调研者瓦罗的足迹前行，其所著《胜利的罗马》，明显受到瓦罗《古代的风俗》一书的影响，被誉为当时古代罗马研究的典范之作。(37)同时他又仿效古罗马最后一位史家奥罗修斯按事件叙述的方式撰写历史，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38)这一回归不啻一项突破性的发展，因为当时博古学和史学是两个分立的领域，比昂多自己就可能获得博古学家的认同。而两者的一大差别，就是史学强调时间的顺序，而博古学则偏重分门别类、系统化地研讨事物。(39)按事件进行叙述，类似中国的纪事本末体裁，已可见博古学的风格；而以事件为历史分期的依据，更将博古学的思路融入了按时间叙事的历史写作之中。 在扩展史料来源方面，比昂多比波吉奥更进一步，完全打破了传统史学关于史料的思维定式，其利用的广泛史料不局限于书本和文字，包括铭文、古物和古建筑等异常广泛的方方面面。(40)十五六世纪正是“古文物”概念从文字向实物转变的时代，(41)比昂多本人就是这一转折的一个代表。在与现代考古学的衔接方面，他超过了所有先前的史家。比昂多用怀疑的眼光审慎地选用史料，尽可能减少叙事的偏见。(42)布克哈特对比昂多的审慎考证和客观倾向大为叹服，认为这揭示了深入古典对研究近代史(时人的近代)大有助益。在他看来，比昂多远远领先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史学。(43)汤普森也说，比昂多的批判眼光使意大利史学趋于写实，“与此同时甚至迟至17世纪，意大利以外的欧洲的历史写作却仍然充满虚构的故事”(44)。 在大的史学观念方面，比昂多也有划时代的影响。一般认为，把中世纪视为一个历史时代(410-1410年)，就是比昂多的贡献。(45)不过，从前引布克哈特对布鲁尼烦冗文风的感慨和他对比昂多的叹服，更多地反映出一种史学递进的理路。但在时人眼里，布鲁尼的史学地位要高于比昂多，揭示出那时的风尚所在。后来集大成的圭恰尔迪尼，就再次使人感觉到烦冗引证的可怕。同时，尽管从维兰尼和彼特拉克开始，史料的步步拓宽一直得到延续，而史料观念的转变也意味着史学方法的更新，但要书写更真实的历史，还需要在意识层面进一步提升对史料考证和甄别的认识。在这方面，出生于15世纪的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是一个转折性人物，也使15世纪的意大利史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