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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与现代史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此前并非无人注意到。不仅外国学者多有论列，我国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谭英华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瓦拉和比昂多在“恢复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叙述体”时，已“具备一定的历史批判精神，排斥文献记载中的神话奇迹，开始重视原始资料和对史料真伪的考辨”(63)。不过，或许因为过去相对偏重分门别类的思路，而显得低估了实际的影响。如果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深入史学的内在理路考察，便容易看到博古、修辞等时代倾向对史料考辨和历史表述那不可磨灭的影响。时人虽不一定上升到清晰的自觉，却也未必就全无相关的意识。 如上所述，在崇尚和复兴古典的时代，博古学、修辞学和历史学各有独立的认同，且前两者当时都是显学，影响在史学之上。我们既不能对其各自的独立认同视而不见，也不能仅看见它们对立竞争的一面。实际上，当年史料的扩充正得益于博古学的影响，而史料的考辨也明显受惠于修辞学。我们认为，这恰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当学者试图系统地收集过去的遗物以全面恢复业已失落的文明的时候，便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历史观念的变化，即史料的多元化和多学科、多视角的历史研究。而借助修辞的分析，正是文本解读的必经之路。 在很长的时间里，那种热衷于收集考辨文献典籍的取向，被列在稍晚一些的时代，如汤普森所叙述的“博学时代”便是1600-1750年。(64)其实，博古和修辞倾向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曾流行。文艺复兴时期最明显的“复兴”，就是博古倾向的再度兴盛。而古典的复兴，当然也就重新振兴并推进了这些门类的学问。(65)古文献学和古文物研究，在希腊罗马时代曾是不可区分的，在中世纪或中断或分离，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变得不可区分。比昂多等人文主义者延续了希腊、罗马古文物研究者“系统化重现制度和风俗的努力”，更因“复兴了古代的生活形式而受到欢迎”，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帮助这些民族重新发现了它们的古代传统”(66)。不仅如此，近代西方的古文献学，也是沿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方法来处理中世纪圣徒传的手抄稿本。(67)故博古研究与历史学走到了一起，并非像过去一些人以为的那样发生在18世纪，其融合过程早就开始了。 但人文主义者又不仅仅是复古，而是以古典文化为典范创造新文化。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影响，博古研究必然增强史家对原始资料重要性的认识。正如科斯敏斯基早就指出的：“精心收集资料，并对它进行哪怕形式上的某种批判尝试，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向未来科学历史学的建立前进了一步。”(68)简言之，文献古物的收集本身，就意味着史学方法的革新。(69)而人文主义史学的开创性，更体现在史观的转变之上。半个多世纪前潘洛夫斯基就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启了一种以历史的视角看待往昔的崭新观点。(70) 中世纪将过去、现在、未来并置于一个体现上帝意志的单一序列连续时空里，而人文主义史学将过去与现在视为不仅先于现在，而且也异于现在的时空存在。另一方面，有别于后世史学将过去与现在断为两撅的倾向，人文主义史学继承了古典时代多元过去的观念，认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曲径可通，即“过去”并非线性时间坐标上的某个之前的片段，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考辨、借鉴和模仿而超越的存在。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史学开启了“过去即外国”的史观，(71)不过这个“外国”并非异于今日而遥不可及的过去，而是可以企及的“活的往昔”。人文主义史学的特长即学习和模仿——不仅古时的经典可以通过比较、考辨、证伪一复其旧，也可以通过模仿经典的行文、结构、风格、技巧，来书写当代的历史。既然历史是可以模仿的，那么，过去与现在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历史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这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大相异趣，使二者在史观和方法论方面颇不相同。(72) 进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古研究，侧重的是风俗和生活形式，引导史家有意地认识过去的生活。(73)布鲁尼甚至以“人民史”(《佛罗伦萨人民史》)为写作目标，可以说是今日西方新史学那种“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取向的先驱，也是近年流行的日常生活史的早期尝试。或许正是这些今天称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使我们能够更确切地认识意大利史学那过去较少注意到的创新面相。 我们都知道，后来兰克史学的特色，是注重政治外交。但仔细考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家往往自身就是高官，他们的史著，除了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恰恰也是关注国际关系，有明显的为现实服务的特色。早年的史家也偶尔使用档案材料，但系统研究档案、大量依据档案材料来写作政治史，却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74)后来才为兰克史学所发扬光大。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档案解读和运用，因为修辞学的助力，还有使其超过我们既定认知的长处。 修辞不仅关涉表述，也与解读密切相关。过去都更关注前者的影响，而忽视了修辞学修养对文献解读和史料考辨的重要意义。中外解读经典，都曾借助修辞。顾颉刚先生有一条关于清人解经的笔记，名为“以修辞学定古书年代”(75)，正是前引瓦拉著名的“辨伪”所用的方法。著名史家格拉夫顿注意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传统中国学者的考据方法，在文献收集、史料考辨、方法论困境等诸多方面都颇为相似。(76) 解读历史文献，最主要的就是要确定写作年限，明白作者想要说什么，并弄清楚其怎么说，以及为什么这样说。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赦免故事和他们的讲述人》(77)已成名著，彼得·柏克(Peter Burke)认为，“这本书对历史方法的影响极大”，对历史事实如何“经由档案得来”提出了新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78)。 柏克所谓“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一语颇堪玩味，盖“历史事实是经由档案得来”正是一般人眼中实证主义的重要特色。不过，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者仍是较为直观地从档案中寻求历史“事实”，而不是先剥离档案中的“创作”成分，然后探索其中或隐或显的事实。就此看来，戴维斯关于档案解读须侧重语言及修辞的分析这一点，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柏克强调不这样做可能会一事无成，或许不是每位档案使用者都能同意，但我们也不必僵化看待“实证的领域”，从修辞解读档案，完全可以看作这一领域里的内在技艺，而不必视为外来的打击。毕竟，今日这一领域里的一些“新”风尚，其实早已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 而柏克关于致命一击的表述，提示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zero-sum)思路。对于实证主义史学，很多人有意无意间容易联想到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一般说到实证主义，都会强调其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这一风气后来发展为主要在社会科学中蔓延。而与此同时，像狄尔泰、科林伍德等一些人，虽也在试图回应历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却多将修辞学、诠释学的方法运用于史学。双方的冲突，如冰炭不相容，曾被视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战争”(79)。其实双方之间，本不一定那么对立。 不少人在论述西方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时，更多的是先想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然后考虑在此哲学影响下的巴克尔、古朗治等一批实证主义史家，并据此论述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学这一新兴流派。不过哲学毕竟外在于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当然有助于史家从长时段的历史和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脉络中作思辨性的探索，将实证主义史学系统化。但是史学自有其内在的理路，仍会自然导发出实证主义的史学。 文艺复兴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学界的重视是不够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人认为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史学衰落中断，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乏善可陈。实际上，人文主义史学研究过去、恢复古典价值，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一大新转变。中古教育看重法律、神学和辩证法，虽然也不偏废文法和修辞，却着意于《圣经》和圣训诠释以及经院哲学的辩词。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叛逆在于将文法和修辞作为学术研究中质疑、批判和解析各类资料的工具，而这种工具被后来笃信无疑的史家多有利用，承袭延续，转换并打造成现代史学研究的工具甚或探究工具研究本身怎样作用于历史。 从14世纪开始，人文主义逐渐由文入史，从文学运动转入研究和模仿古典历史、诗歌和道德的风气。到14世纪中晚期彼特拉克对修辞的进一步强调，这一文史不分的理路对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80)这一影响其实并未终止，到近代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表现形式不那么明晰而已。 十六七世纪之交形成的“新科学”派，特别是培根、笛卡尔等人，贬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斥其唯知将人禁锢于文学之中，而不晓积极研究科学问题；只空谈道德文章，而不求繁荣昌盛。在他们看来，相对于新科学进入自然世界，为人所用；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方法上毫无可取，简直是枉费时间。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远较培根、笛卡尔所言复杂。它们不仅共存，而且合作和互动。1450年后的学者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于分析科学文本，产生出诸如医学、天文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科学家也进入人文主义的传统领域，撰写文化史或用文本解读的方法从事研究。(81) 无论如何，人文主义史家系统收集过去的遗物以恢复业已失落的文明，体现出清晰的实证倾向。若不计哲学思想而回到史学方法本身，实证与修辞不仅不会冲突，还相辅相成。如裒考克(J. G. A. Pocock)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塑造了现代史学”，并通过在当时欧洲尚属边缘地区的英格兰和再后美国的传播，扩大了其对后世的影响。(82) 综上所述，并不是说实证倾向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主流性的导向。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异彩纷呈与人的解放互为因果，人的个性化发展决定了史学内容的多元性，亦由此衍生了史家的不同秉性和史著的内容、结构、方法、风格的诸多差异，也有因为史家认知不足、个人偏见、人格缺陷等因素导致史著的局限和偏颇。布鲁尼在崇尚古典史籍的同时完全接受了古典政治叙事史的修史传统，四任教皇秘书的个人经历，也使他特别关注政治事务，他以“14世纪40年代的银行业破产并没有在政治制度上引起任何明显的变化”(83)来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也成为他疏离于经济问题思考的理由。 圭恰尔迪尼虽然是在意大利的视野下修史，但他将佛罗伦萨作为基点或者轴心来俯览全局的一种潜意识始终存在，这就难免出现评人论事的偏颇，而受到众多城市国家的责难，(84)这是在城市国家的体制下写意大利史注定的悲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用性倾向亦很明显，可谓与实证倾向相悖并存。波吉奥与瓦拉、瓜里诺等人因学术上的意见分歧长期不和，他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学术活动中获得驳斥对方的历史依据。因此他长于雄辩术和修辞学攻略，在历史的编纂中不时带有个人攻讦的偏激情绪和实用历史的私心，加上力有未逮的认知，在论述和评议中常有失公正，他甚至抨击瓜里诺用拉丁史料与希腊史料相结合审视历史的新方式，指责他用希腊历史学家的证据去论述罗马历史。(85) 比昂多的历史著作也存在着一些历史成见和主观随意性倾向，甚至不顾客观事实的任意褒贬，现实的功用性与实证的客观性缠夹不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学术著作的价值定位和人们对他历史评价的期许。这是长期以来，尽管他成就斐然但学术声誉并不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弗莱德宁肯这样分析比昂多：“他是准备克服某些偏见的，但不管怎样，当他变得清醒时，却已犯了错误。”(86)实际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靡一时的“政治修辞派”本身，似乎就精妙地诠释了史学的实用性，他们热衷政治活动的考察，关注阶级、阶层、社团、政体、制度、政策、外交和国家行为，并从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出发研究历史。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家历史的实证与实用掺杂互汇，因此尊重事实和违背事实、理性和非理性心态是人文主义者两面性的写照，也是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必然产物。 还有，外部势力对亚平宁半岛的不断干预，催生了意大利人的近代民族意识，从比昂多著作中对传统的狭隘城市国家观念的挑战，到圭恰尔迪尼《意大利史》的问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完成了由城市国家的历史向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转变，特别是后者对意大利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叙述，自然引导了多维时空的延伸，引发我们对近代区域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的遥望和思考。 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包容了个体间的一切差异，呈现出一种史学内在发展的清晰理路和趋同性，与彰显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契合；古典的、实证的、实用的、民族的、外延的等诸多因子的融汇，构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丰富内涵。而实际上，史学理路的很多方面都与现代史学文脉相通，我们只是根据“实证”这条经线，剥茧抽丝，通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梳理出一条显隐游移的线索，旨在便于对现代实证主义史学文脉的回溯。 文中一些资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同仁邹薇协助查找，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