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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王海利：《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52-57页。后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4期)转载。国内文字学界大多接受了笔者的建议，不再把古埃及文字称作古埃及象形文字，而是改称古埃及圣书文字。例如，陈永生：《甲骨文声符与圣书字音符的对比》，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罗晓静：《圣书字的宗教符号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晓雯：《甲骨文与古埃及圣书字象形字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田田：《甲骨文形声字形符和圣书字定符的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黄亚平、张晓雯：《圣书字的象形字及其文化意义》，《东方论坛》2010年第2期，第69-72页；陈永生：《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对该问题持商榷态度，参见李长林：《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16—119页；吴宇虹：《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90—98页。 ②参见William Warburton,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London, 1738. ③最近几十年来，盖尔布的学说愈来愈受到挑战。美国学者Denise Schmandt-Besserat在Before Writing(2 vols.,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书中提出新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陶筹(即呈各种几何形状，或者各种动物、器具等形状的小型的陶制物)演变而来。虽然她的观点一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她认为楔形文字由陶筹演变而来，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字都是直接由陶筹演变而来的。因此，该学说并不是解开所有有关文字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仅就楔形文字而言，仍有诸多问题不能解决，如陶筹于何时何地首先演变为文字等问题，并没有因陶筹论的提出而得到解决。参见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60—66页。 ④“前文字阶段”也是西方文字学者的一个共识。德文中将这个阶段称为“Vorstufe der Schrift”；英文中将这个阶段称为“forerunners of writing”。 ⑤参见[法]摩赖：《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941年)。 ⑥参见黄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第2期。 ⑦参见周有光：《圣书字和汉字的“六书”比较——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例证之一》，《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1期，第82—85页；《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53—167页；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166—186页。 ⑧该词最早见于公元前1世纪狄奥多罗斯的著作。参见Diodoros Sikeliotes，Bibliotheke Historike，3.4.1。 ⑨国人最早将古埃及文字称为“象形文字”的极可能是黄遵宪。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79年)写的一首诗中吟诵道：“上烛光芒曜日星，东西并峙两天擎。象形文字鸿荒祖，石鼓文同石柱铭。”他作注解释说：“埃及国石柱为(中国)周以前物，字多象形。”据此，他所称的象形文字当为古埃及文字。但黄遵宪虽到过海外，但估计他并未接触过“hieroglyphic”一词，因此还不能说他是把该词译为“象形文字”的始作俑者。他只是把汉语中已有的“象形”与“文字”组成一个新词。在中国，推想大概从此以后，象形文字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用以称呼古埃及的文字。参见李长林：《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18页。 ⑩参见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translated by George Boas, Princeton, 1993. (11)“Bilderschrift”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Arthur Ungnad提出，参见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BandⅡ, Berlin 1938, p.91. (12)笔者注意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并没有收录“图画文字”这一词条。我国文字学者显然将“图画文字”等同于“象形文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13)笔者对古埃及语词典中收录的古埃及字进行了随机统计，在323个字中属于“象形文字”的只有3个，约占0.9%。参见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1981, pp. 52-76. (14)据统计，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象形字只有364个，约占总数(9475)的3.8%，形声字7 697个，约占总数的80%。到了宋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已高达90%。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占90%以上。因此，形声字才是汉字的主要类型。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J].世界历史，1997(4)：61. [3]I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M]. the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1963: 27. [4]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高明.中国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 [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 [7]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11. [9]周有光.字母的故事[M].修订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3. [10]Karl Weule. Vom Kerbstock zum Alphabet[M]. Stuttgart, 1926: 13. [11]Alfred Schmitt. Die Erfindung der Schrift[M]. Erlangen, 1938. [12]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J].民族语文，1982(1)：1-9. [13]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42. [14]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75-76. [15]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16]罗邦柱.古汉语知识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33. [17]黄亚平.象形字的几个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77. [18]邓章应，李俊娜.对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的认识历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3. [19][德]弗里德里希.古语文的释读[M].高慧敏，译.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 [20]Wolfgang Schenkel. Wie ikonisch ist die altgyptische Schrift?[J]. Lingua Aegyptia: Journal of Egyptian Language Studies, 2011(19): 125-153. [21]刘又辛.从文字的分类模式看汉字的历史地位[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