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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集体记忆长期与历史混为一体。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法国面临着记忆的危机。人们越来越对历史学有意遗忘某些现象、某些群体表示不满，因而出现了集体记忆的觉醒和对传统历史学的反抗。在此过程中，历史学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向。在这两种趋向的双重影响下，集体记忆成为历史学新的研究对象，相应的，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 【关 键 词】法国/新史学/记忆/记忆场所 【作者简介】沈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制作历史》、《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 “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①该书引入“集体记忆”概念，随即引起敏锐的历史学家的关注，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为此书撰写评论。②哈尔布瓦克在1950年又出版《集体记忆》一书，对“集体记忆”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③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记忆”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历史著作的标题中也很少出现“记忆”一词。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于1974年主编的《制作历史》④一书聚焦历史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却没有任何篇章专门涉及“记忆”问题。 从70年代晚期开始，“记忆”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皮埃尔·诺拉在勒高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新史学》中，专门撰写了“集体记忆”词条，他认为，利用集体记忆概念研究历史“会使历史学的进步更富有生命力”，⑤并且表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学的先锋”。⑥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记忆”一词频繁出现在历史著作和大众媒体上。作为法国记忆史学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在1998年写道，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主题，而且其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的影响力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势”。⑦ 记忆在历史研究和公共领域引起关注是与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对此，许多法国记忆史专家均有分析。皮埃尔·诺拉认为，70年代中叶有三大时代因素激发了法国人自身记忆的觉醒，由此促进了“记忆”论题的研究，这三大因素分别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⑧其实这三大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国际关系因素。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但从1973年起，由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触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影响到法国，大约在1975年，法国已经感受到一系列经济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法国人开始感觉他们已经渐渐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在二战后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法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基督教和乡村的法国已经变成世俗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法国历史学家芒德拉斯(Henri Mendras)甚至用《农民的终结》作为其著作的名称。⑨克尔泽斯多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在他动态考察记忆与历史关系的一篇论文中还提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年人，甚至最年轻者也进入退休年龄，“这经常让他们有暇去收集他们的回忆”。⑩同时，法国以革命为轴心的意识形态也由于70年代戴高乐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逐渐淡化而失去往日的魅力，1970年戴高乐去世，法国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而且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受到索尔仁尼琴效应和斯大林主义的牵连，其革命的思维定式受到置疑，弗朗索瓦·孚雷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大革命结束了”。(11)在国际关系方面，法国追求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也逐渐破灭。以重建法兰西的光荣伟大为己任的戴高乐主义逐渐褪色，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皮埃尔·诺拉作为亲历者回忆说：“这样广泛的震荡，我们难以摆脱，我们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痛苦，这种状况推动了此后20多年里学界对记忆的研究。”(12) 除了上述历史背景之外，法国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使“记忆”的概念与“历史”相分离，记忆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在法国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在一部专门论述法国历史学发展的著作中，作者断言：“要成为法国人，首先就得认识法国历史”。(13)“对于法国人来说，求助于历史……那是一种激情”。(14)根据1983年8月《快报》杂志的调查，15％的法国人自称对历史着迷，52％的法国人宣称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占据了被调查者的2/3。(15)在法国，历史学长期以来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且在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世纪的编年史到国王授意编写的历史无不体现法国希望以此掌握民族记忆的决心，近代的梯叶里(Augustin Therry)和基佐(Francois Guizot)等人通过追溯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近代国家正名，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希望通过“唤醒过去”和沉睡的世界使民族历史更为完善，以恢复“人民”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天空下，历史学高举“科学”和“实证”的旗帜，成为统一民族思想的重要工具，历史学的发展也达到了真正的顶峰。历史学实现了专业化，成为历史学家的专属领地，业余作家几乎不再有发言权。历史学的主线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重要时刻和事件。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及其著作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正如皮埃尔·诺拉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19世纪晚期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侵略性的、世俗的和共和的综合体的表现，它与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相吻合。只要看一下拉维斯的小册子就可以了，这本小册子独霸天下几乎一直延续到1914年，其中看到的是最大范围的国家层面的记忆，好的和坏的国王、正直的科尔贝、邪恶的罗伯斯比尔、凶恶的德国人，简言之，这是一种强烈索要的记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侵略性的索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歪曲现实，比如对整个殖民历史的掩饰，比如最新版的拉维斯教科书在论述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历史时，用很大篇幅来讲述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抵抗运动，却对维希政权只字不提，对与德国的合作只字不提，甚至对贝当只字不提！”(16)从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发出挑战，打破了历史学自我封闭的藩篱，吸收了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年鉴学派很快从边缘走向主流，在史学界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历史学的专业化、历史学对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家为国家服务和人类整体服务的诉求依然如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后遗症的影响下，法国历史再一次面临变革，吉拉尔·诺瓦里耶尔(Gérard Noiriel)在《论历史“危机”》一书中列举出十多种新历史观，其中即有法国70年代末提出的“新史学”概念，此外还有“语言转向”、“关键转折”、“新知识史”、“新文化史”、“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哲学史”、“另类社会史”、“新政治史”、“日常生活史”、“自我史”、“另类历史”等。(17)此时，人们正寻找着新的历史范式和研究进路。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再次对学院派正统史学提出挑战。于是，法国出现了与学院式史学相对抗的民间社团史学(histoire associative)，而在国际上，美国出现了“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英国涌现出“历史工作室”(history workshop)，德国则有“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等。这些史学的共同点就是主张一种“自下而上”(vue d'en bas)的历史观，重视被传统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的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与此相适应的是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前的历史以书写材料为主要依据，而这些另类史学则大量以口述材料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由此出现了“口述史”。大量的口述材料是口述者的亲身经历，由此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成为记忆史产生的重要动力。 在历史学界外部，随着大众媒体全方位的扩展以及记录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录音和录像等)，以前被历史压制的声音通过媒体并以“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被历史有意和无意消声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战争受害者等，以“记忆”的名义发出他们的呼声。人们希望让“被遗忘者”复活，“人们谈论记忆，那是因为不再有记忆”。(18)政治家们也为集体记忆推波助澜，共和国总统宣布1980年为“国家遗产年”，遂掀起遗产保护的热潮。1981年，国家遗产办公室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将遗产的概念推广到所有文化领域，涉及各种形式的文化。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记忆”以历史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了，这种记忆的觉醒，意味着“历史—记忆”这对“连体婴儿”的解体。“记忆”不再愿意寄人篱下，成为历史的附属品，它要与历史分离。由此，记忆成了被历史忽视的群体、事件、地点的代言人。在这种形势下，历史一度感受到来自记忆的压力，正如皮埃尔·诺拉在《新史学》条目中所声称的那样：“自此历史的书写处在集体记忆的压力之下：对于‘当前’历史来说，媒体建构的事件随即构成集体记忆，当前的历史是事件的继承者；对于本身称之为‘科学的’历史来说，集体记忆决定了历史的旨趣和好奇心。”(19) 然而，不久，历史又将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它的做法就是将记忆转化为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构建了被称为“记忆史”(histoire de la mémoire)的新领域。当记忆史得到基本正名以后，人们追认了一批记忆史的先驱，如乔治·迪比(Georges Duby)、(20)菲利浦·茹塔尔、(21)昂图瓦纳·普洛斯特(Antoine Prost)(22)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记忆史的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比较有影响的著述有：弗朗索瓦丝·左那邦的《漫长的记忆：村庄里的时间和历史》、(23)伊夫·勒甘和让·梅特拉尔的《寻找一种集体记忆：吉伏尔的退休冶金工人》、(24)菲利浦·茹塔尔的《过去传来的声音》，(25)等等。进入21世纪后，带有“记忆”名称的著作越来越多，大量著作中也充满着“记忆”一词，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不胜枚举。2008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巴黎第一大学与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上海联合举办研讨会，根据法方建议，研讨会的主题即是“时间和记忆”。可以说，记忆史仍然是法国史学研究的热点，唯一重要的变化是记忆史已经被纳入涵盖面更广的“表征史”之中，成为法国“表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