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记忆场所》：在历史和记忆之间 提到法国记忆史，不能不提到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鸿篇巨作《记忆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法国近年来论述法国史学研究流派的著作，在提及法国记忆史时，均以此书为例进行剖析。(54)该书可以说是近20年来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引起众多史学家的关注和评论。(55)它与记忆史共同成长的学术历程、它的理论特色、它所代表的研究范式都值得我们近距离观察。 该书主编皮埃尔·诺拉与出版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人是法国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的编辑，同时也是法国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争鸣》(Le Débat)的主编。他在学术圈也颇有影响，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顶梁柱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起，皮埃尔·诺拉开始对年鉴学派历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他本人是年鉴学派史学家的朋友，但在史学思想上却始终与年鉴学派保持着距离。他在1971年初与伽利玛出版社合作编辑了“历史丛库”(Les bibliothèdes histoires，法语的“历史”一词采用复数形式)，在这里他显然不同意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应该是复数的和小写的。1980年，他和马赛尔·高赛(Marcel Gauchet)共同创办了《争鸣》杂志，杂志经常发表与年鉴学派观点相左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初，登载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的复兴》(Retour au récit)和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r)的《符号、轨迹和线索：表征范式之根》(Signes，traces，pistes.Racines d'un paradigme de l'indice)，为叙述史和微观史学正名，开启了质疑年鉴派史学的先河。 1976年，皮埃尔·诺拉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因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他将“记忆场所”这一概念(56)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构思和酝酿新的研究方向。1977年，他与法国心理学家让—贝尔特朗·蓬塔利斯(Jean-Bertrand Pontalis)进行了一次交谈，这次交谈以《历史学家的记忆，历史学的记忆》为题发表，在回答让—贝尔特朗·蓬塔利斯“当今历史学家的设想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诺拉认为历史学家要“将记忆从昏睡中驱赶出来，将维护和保持社会永恒所需要的想象力激发出来”。(57)如前所述，1978年，皮埃尔·诺拉为《新史学》撰写“集体记忆”词条，除了公开提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学的先锋”以外，(58)还提到了记忆的“场所”，第一次表述了“记忆场所”的概念。据其所述，在1978年和1979年间，他萌发了请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共同出版一套有关民族记忆“场所”(les lieux)丛书的计划。(59)从1978年至1981年，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定期研讨会，参与研讨的专家成为这部著作的中坚力量。他原计划主编四卷。1984年，《记忆场所》第一卷《共和国》(La République)出版，立即受到史学界和公众的欢迎。该书的第二部分取名为《民族》(La Nation)，计划出两卷，但由于选题和内容太多，1986年出版时增加为三卷。1992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统一多元的法兰西》(Les France)，又是三卷，而且比起第二部分的三卷来，篇幅更大，内容更丰富。《记忆场所》全书最终出齐时为七卷本，共6000多页，该书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汇总。 参与编写的历史学家所擅长的领域涵盖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其中既有现当代史专家，也有古代中世纪史专家。他们的治史方法、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既有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也有代表法国史学新趋向的“记忆史”和“表征史”研究的新锐，还有坚持以经济社会为主轴研究历史的资深学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跨学科的专家。全书采用条目式的写作方法，每人负责撰写自己的条目，因此难免各行其是，良莠不齐。然而，皮埃尔·诺拉和他的核心团队在其中起到了中坚作用，他们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了著作总体上在方法论、设计目标和行文风格上的总体一致性。皮埃尔·诺拉除了承担组织调度工作、确定总体问题、选择关键条目外，还直接撰写了六个条目以及全书各章节的序跋和过渡段落，在核心概念的定义上以及全书的思考、目标和关联的定位上起了重要作用。(60)皮埃尔·诺拉有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辅佐，如高赛、莫娜·奥佐夫、孚雷、波米扬等人，他们大多来自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全国科研中心(CNRS)和政治研究机构，而非出自大学。 我们注意到，大部分的评论者都提到皮埃尔·诺拉在该书第一卷所表达的初衷在最后一卷出版时发生了“变调”：本来想通过碎化的和独立的“记忆场所”研究来破除民族神话，颠覆神圣化的法国史，对抗纪念式的历史，但到头来，仍然没有逃脱“民族”的魔咒，“记忆场所”成了民族遗产，受到全民族的追捧，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所”演变为真正的整体法国史。试图破除纪念式神话的《记忆场所》，反倒使得自己成了纪念式的神话，成了史学丰碑。总之，是从反拉维斯走向新拉维斯。不过，仔细阅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悖论有其内在的逻辑，作者最初的动机、他的设计、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无不为这样的结局预先作了铺垫。 皮埃尔·诺拉在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记忆场所的研究位于两大运动的交叉点上，这两大运动赋予了这一研究以地位和意义。一方面是纯粹历史学的运动：历史学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时刻；另一方面是历史进程：记忆传统的终结。”(61)他宣告“历史—记忆”联合体的终结，即记忆与历史决裂，以及传统史学(几乎和“历史—记忆”联合体是同义词)走向没落。由此他还提出了“记忆被历史绑架”的观点。他承认，“记忆场所”的概念完全出于“一种失落感，由此带有对已逝事物的怀旧的印记”。(62)在大量使用“终结”(fin)、“变化”(mutation，changement)和“不再”(ne plus)这些字眼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情感失落的担忧： 民族不再是框定集体意识的统一框架。它的定义也不再引起争论，遗留的问题已由和平、繁荣和国土削减而得以解决。它所受到的威胁就是没有了任何威胁。随着“社会”替代了“民族”，由“过去”和“历史”决定的正统性让位于由“未来”决定的正统性。“过去”，人们只能认识它、尊敬它；“民族”，人们为它服务；而“未来”，需要人们去准备。三大名称各司其职。民族不再需要为之奋斗，它已经是既成事实；历史变成了社会科学；而记忆纯粹是个人现象。民族记忆由此成了“历史—记忆”联合体的最后体现。(63) 因此，主编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仍然不忘拯救“民族记忆”，通过“记忆场所”研究，留住“残存”的民族记忆，找回正在失去的记忆，找回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主编者将全书结构划分为三大部分：共和国、民族、法兰西。其核心仍然是民族，共和国是民族的现代形式，法兰西则是民族的缔造者。 本书的核心概念“记忆场所”也随着主编者日益明显地强化民族身份认同而发生了变化。当然，“记忆场所”的最初酝酿已经表现出它试图揭示主体“身份”的发展趋势。皮埃尔·诺拉对“记忆场所”的第一次清晰表达是在1978年他为《新史学》撰写的“集体记忆”词条中。他写道：集体记忆的研究应该从“场所”(lieux)出发， 这些场所是社会(不论是何种社会)、民族、家庭、种族、政党自愿寄放它们记忆内容的地方，是作为它们人格必要组成部分而可以找寻到它们记忆的地方，这些场所可以具有地名意义，如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也可以具有纪念性建筑的属性，如墓地或建筑物；也可以带有象征意义，如纪念性活动、朝圣活动、周年庆典或各种标志物；也具有功能属性，如教材、自传作品、协会等。这些场所都有它们的历史。(64) 而且，他马上意识到：“进行这样的历史研究很快会改变词语的方向，从召唤场所的记忆转向召唤真正的记忆场所：国家、社会和政治集团、具有共同历史经历的共同体……”(65)作者已经直接把国家和民族认定为“记忆的场所”，并认为这才是集体记忆研究最终指向的目标。如此，我们在《记忆场所》第三部分的序言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就不会觉得惊讶了：“用众多记忆场所来分解法国，就是将整个法国打造成为单一的记忆场所”。(66) 皮埃尔·诺拉在1984年出版的《记忆场所》第一卷序言中对核心概念“记忆场所”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对可以确定为“记忆场所”的事物重新划分为三类：物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67)它们成为“记忆的场所”是“记忆”和“历史”双重影响的结果，它不是记忆本身，也不属于历史，它处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它要成为“记忆场所”，首先要有“记忆的意愿”，(68)这些“场所”由记忆“凝聚”而成，记忆“寓身”其中，(69)但记忆不是自发的，记忆的凝聚不是自然的行动，“人们必须创设档案、维持周年庆、组织庆祝活动、致悼词、公证契约等”。(70)同时“记忆场所”的形成也必须有历史、时间和变化的介入。(71)历史通过对记忆的“歪曲、转变、塑造和固化”，造就了寓有记忆的“场所”。(72)因此，“记忆场所”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被完全遗忘的事物，它们是记忆的“残余”，“是没有仪式的社会中的仪式，是去神圣化社会中的神圣之物”，它们就如“记忆之海退潮时海滩上的贝壳，不完全是活的，也不完全是死的”。(73)“由于不再有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所以才有了记忆场所。”(74)皮埃尔·诺拉举例说，“共和历”之所以成为“记忆场所”是由于“共和历”最终被终止了，如果它像“格里高利历”那样能延续到今天，它就不可能成为“记忆场所”，然而，它又没有完全消亡，法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仍然与它紧密相连，如葡月、热月和雾月等。在第一卷《共和国》中，我们看到了精彩纷呈的“记忆场所”，其中既有象征物，如三色旗、共和历等；也有功能性的事物，如儿童读物《两个小孩周游法国》、《教育词典》等；还有名副其实的地点或场所，如先贤祠；还有不少纪念活动，如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等。 时隔两年，该书的《民族》卷出版。“民族”是比“共和国”时间更长、内涵更丰富、底蕴更深的概念。“记忆场所”的范围和入选标准由此也进一步扩大了，它们需要一定的“系统性和层次性”。(75)因此，它又被细分为三大部分：非物质的、物质的和理念的。“记忆的场所”扩展到与民族相联系的所有参照物，如领土和疆域，法典，帝王居住和加冕之地，在民族形成中起巨大作用的历史学、物质遗产、风景等。不过，在方法论上，该书一如既往地通过揭示这些“记忆场所”的记忆痕迹，来透视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即通过分析群体意识和群体无意识现象，彰显意识主体的本质。在概念扩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让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条目。 其中一个条目为“士兵沙文”。众所周知，“沙文主义”一词来源于拿破仑军队中的一位士兵沙文。然而作者经过抽丝剥茧地考证以后，发现这位“士兵沙文”是虚无之人。那么这位虚无之人又如何成为一种流行很广的意识形态的来源呢？其中存在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如词典作者的学生搞恶作剧，沙文成为戏剧人物，沙文得到官方认可等，但作者从中看到，“士兵沙文”最后被塑造成“士兵加农夫”的形象是他得以流行的关键。源自古罗马理想公民观的“士兵加农夫”，同样被法兰西民族所接受，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政府所接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最终被唾弃。另一条目为“街名”，作者通过考察法国街名命名体系的变化，指出法国街名命名随王权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而得以纯净化和统一化，采用了人名、历史事件名为主的命名体系，也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而这种以全国名人为主的命名体系，反映了法国对个人成就和荣耀的重视。同时根据对人名命名街道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以政治人物命名的街道不仅所占比例多，而且占据了城市的主干道，由此揭示出法国作为政治民族的特性。 还值得一提的条目是“拜访大文豪”，作者发现近代法国作家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年轻作家往往会去拜访一些功成名就的大作家，而且这种拜访随后形成拜访者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这种拜访甚至形成了完整的链接，例如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拜访勒南(《勒南家八日》，1888年)、科克托(Jean Cocteau)拜访巴雷斯(《造访巴雷斯》或《被糟蹋的婚礼》，1921年)、莫利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拜访科克托(《幻想十日》)等。作者对这种社会实践进行了“考古”，指出这种实践源于作家作为自由独立个体的存在，并为社会所尊重。同时作者还分析了“访问空间”，即文学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转换，人们先从对文豪作品的想象和思考转到与文豪的真实会面，而后又回归到文学空间，文豪成为拜访者文学创作的依托。等到新媒体(如电视采访)出现以后，这种拜访就成了“记忆场所”了。作者认为，对“拜访大文豪”的研究就是要探究法兰西民族与它的知识祖辈之间的关系，他把“拜访”称之为“大文豪镜子中的法兰西”。(76) 最后，《统一多元的法兰西》出版，全书大功告成。而此时“记忆场所”概念需要进一步扩展。作者不怕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他认为，“它们的不确定性不会阻碍它们结出丰硕成果，其判断标准是它们的实际运用，它们的模糊性可以成为它们的力量之源”。(77)作者承认，“不可能处理所有法国的记忆场所，因为此书不是百科全书，也不是词典。”但他坚持，“在既定的框架内，必须讲究系统性和连贯性”。他提到，大部分明显的“记忆场所”已经提供出来，而“现在需要构建”记忆场所了。(78)它们是不是“记忆场所”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赋予记忆场所以意义，它们能够成为记忆场所，是因为这些“场所”能“说出比它们本身更多的东西”。(79)于是，“记忆场所”涵盖了法兰西国家的所有象征物和一切能表现法兰西特性的对立统一：民歌、民间故事、谚语、卢瓦尔河畔的城堡、巴黎和外省的关系、共产主义与戴高乐主义的关系等，记忆场所几乎涉及法兰西的方方面面。于是，《记忆场所》就成了一部新的法国通史，只不过是完全另类的法国通史，作者称之为“第二层次”的法国史。何谓第二层次的历史？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着眼的“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这些因素的效应；不是记忆的行为，也不是纪念活动本身，而是这些行动的痕迹以及这些纪念活动的手法；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上的构建、其意义的淡化和浮现；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它们不断地被利用、使用和滥用，是它们不断施加在现实上的倾向；不是传统，而是传统形成和传承的方式。简言之，不是再生，不是重建，甚至不是重现，而是回忆。”(80)从这层意义上说，这就是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表征史和象征史。 作者本想在神圣化的历史和强迫性的记忆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即将记忆当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以解构神圣化的历史。但最终的结局仍然是回到了原点，历史以新的形式继续为民族神话服务。历史学家仍然无法摆脱“民族”的权杖。因此，该书也被许多评论家批评为“新拉维斯主义”。除此之外，作者也表现出操弄记忆的迹象，如最有理由成为“记忆场所”的拿破仑及波拿巴主义却不见踪影了(唯一条目为“骨灰回归”)，宗教所占的地位与它的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等。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它所展现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视野，不能否认它对法国20世纪90年代史学进步的推动作用，不能否认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此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第一卷刚出版就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好评，然后才有后面两部分的扩容。该书还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追捧，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记忆场所”概念迅速流行，1993年被收入《大罗贝尔词典》(Le 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aise)。人们甚至开始谈论“统一欧洲的记忆场所”，(81)谈论“德国的记忆场所”。(82)笔者忽然想到，中国呢？中国是否也能梳理出自己的“记忆场所”，并通过对这些场所的解读来更透彻地了解我们自己？或许那时我们也可以如皮埃尔·诺拉那样豪情满怀地说，我们“将这些‘记忆场所’变成了我的法兰西，变成了每个人的法兰西，变成了所有人的法兰西”。(83)(将法兰西改成中国便是了)。 本文曾提交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史学前沿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