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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记忆：记忆史的概念和方法 法国记忆史中的“记忆”(mémoire)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的是人们保留某些信息的能力和属性，它首先是属于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人们借助于它可以将过去的印象和信息如实地在现实中还原。(26)尽管如此，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它涉及的是记忆的实际内容，即法语中另一个关于记忆的单词“souvenir'”(英语对应的单词是remembering或remembrance，最确切的汉语译法应该是“回忆”，意指人们记忆的内容)。法国记忆史关注的重点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集体的记忆。 如前所述，“集体记忆”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哈尔布瓦克，与传统心理学意义上的“记忆”概念不同，哈尔布瓦克更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他认为，我们大部分的记忆具有社会意义。“通常正是在社会中，人们获得他们的记忆，回想起这些记忆，辨认出这些记忆，给这些记忆以正确的定位……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唤醒记忆是为了回答别人的问题或我们假设要回答别人的问题，此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们的视角中，我们看问题就如我们是这一群体的一部分或与他们处于同一群体之中……最常见的是，当我回忆时，是别人刺激了我的回忆，他们的回忆唤醒了我的回忆，我的回忆有别人回忆的支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存在着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27)他还认为，即使是完全属于个人的记忆，也不可能是完全孤立和封闭的。“一个人为了回想起他的过去，经常需要借助别人的回忆。他通过身外存在的、社会为他确定的参照点才能回忆起来。更有甚者，没有言词、思想这些工具，没有这些个人无法发明、只能借用他人的工具，个人的记忆便不能运行。”(28) 法国历史学家重新解读了哈尔布瓦克的观点。皮埃尔·诺拉在为《新史学》撰写“集体记忆”词条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如果从最为相近的意思来说，集体记忆就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对过去的、被赋予神奇化的经历的回忆，或是这些回忆的总和，不论这种回忆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群体的认同是通过对过去的感情整合而形成的。”(29)接着他列举了集体记忆的诸多方面：对事件的回忆，这些事件或直接被人们亲身经历，或间接通过书写的、实践的和口述的传统得以传承下来；活跃的记忆，由机构和制度、各种仪式、历史著作加以维持的记忆；隐藏的和重新获得的记忆，如少数族裔的记忆；官方记忆，由民族、家庭、宗教、政党营造的所有想象物的集合；没有记忆的记忆，地下的和亚历史的记忆(如犹太记忆)等。 吉拉尔·诺瓦里耶尔在其著作《什么是当代史？》中将哈尔布瓦克所指的记忆分为三个层次。(30)第一层次为“个人回忆”(les souvenirs individuels)，个体回忆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这种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有着辩证关系，哈尔布瓦克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就曾写道：“个人是用群体的眼光来回忆的，而群体的记忆通过个人的记忆得以实现并表现出来”。(31)第二层次为“集体记忆”(les mémoire collective)，它包括曾经历过相同事件的一群人的共同记忆，以及这些事件所遗留下来的客观印痕，这一层次包括共同经历的空间环境、与经历的事件相关的机构设置，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字和口头档案材料等。第三层次为“传统”，它是在相关事件的当事人消失以后才出现的，各种仪式、神话、集体的叙述、朝圣等取代了记忆的位置。通过这种解读，记忆概念所涵盖的内容进一步扩大。 雅克·勒高夫则另辟路径，他不是对哈尔布瓦克的记忆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而是通过对记忆的历史考察来揭示承载记忆的媒介及其对记忆功能所产生的影响。勒高夫在《历史和记忆》一书中按人们的记忆形式划分出记忆发展的不同阶段：1.原始民族记忆期，即“无文字记忆”、“野性记忆”，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神话，尤其是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此外还有口传谱记，手艺经验等；2.记忆飞跃期，从口传记忆到书写记忆，即从史前到古典，其中出现了纪念性的碑文；3.中世纪记忆期，口传记忆与书写记忆平分秋色，编年史作为记忆开始出现；4.文本记忆发展期，16世纪以后，历史担当起记忆的角色；5.当代记忆的膨胀期，更多的记忆媒介。(32) 必须指出，记忆史对记忆概念的借用是以强调记忆与历史的不同为出发点的。皮埃尔·诺拉曾明确表示：“历史与记忆远非同义词，现在看来，它们是相互对立的。”(33)根据多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论述，(34)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记忆与历史各自具有的特征： 首先，记忆是鲜活的和生动的，它总是与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随着人们回忆与失忆的不断变换而处在永久的变动之中，经常在不知不觉中遭到扭曲，并且极易受到利用和操纵，历史则是对一切不复存在的事物或以往“死亡”的事物进行问题式的和不完全的重建；记忆是现在的过去，而历史则是过去的复现。第二，记忆总是主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总是可以用第一人称来指代——“我的”记忆和“我们的”记忆，它处在自我意识之中，寻求的是对自己感官的忠实，它受制于人的信仰；历史则一直以客观为诉求，总是以非主体的面貌出现，历史学家不会将自己的作品说成“我的历史”，他希望他的研究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揭示出历史的普遍性，历史追求的是真实，它受制于理性。第三，记忆总是具体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并且是复数的，有多少个个体和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记忆与记忆之间充满着错位和冲突；历史则带有抽象的批判意味，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需要冷静的思考，追求的是终极真理。第四，记忆与遗忘相辅相成，有记忆必有遗忘，记忆允许有缺口和断裂，历史则追求连续和完整，遗漏不是历史的美德；记忆对时间并不敏感，它可以是跳跃式的，不在乎因果联系，历史则完全关注因果链，强调时间的连续和次序。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还历史地和动态地考察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人类的记忆要早于历史而存在，当人们发明了书写方法，历史便开始出现，但它最初仅仅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当书写在人类社会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后，历史几乎成了记忆的代名词，成为记忆的代言人，“历史的记忆”(mémoire historique)(35)等同于记忆，成了“历史—记忆”(histoire-mémoire)的联合体，到了现代，记忆又想从历史的掌控中摆脱出来，人们甚至用“记忆的责任”(devoir de mémoire)来对抗历史的歪曲、隐瞒和遗忘。然而在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之后，记忆再次被历史俘获。 与“记忆”概念相对应的是“遗忘”。法国一些从事记忆史研究的专家一直将“记忆、历史和遗忘”看作是与过去发生联系的“三驾马车”。(36)人们认为，遗忘是记忆的另一面，不可分离。集体记忆收集着坚实的材料，而那些生活的碎片和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件就自然地进入遗忘的角落。“记忆的空洞”就如同漏斗，不值得或不便记忆的“垃圾”就从此滑走。“集体记忆选择、勾画、建设着：记忆是工地，遗忘收集着建筑废料。”(37)因此遗忘是记忆选择的结果，它可以反映出记忆的另一侧面，沉默、无意识的压抑、抵制、失忆，甚至谎言在心理学领域是与记忆结合在一起的，记忆与遗忘就是一种对立统一。 法国的记忆史正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建构的。从方法论上说，法国记忆史对记忆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更多地关心个人记忆，而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集体记忆；心理学家主要关注记忆功能，研究的时段往往短暂，方法上是实验和经验式的，记忆史对记忆的研究则注重长时段的记忆。同时，记忆史的研究受到20世纪70年代“语言转向”的影响，借鉴了许多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如现象学和解释学等。 记忆史研究的对象和领域非常宽泛。记忆史研究的“记忆”涉及刚刚发生但受到抑制的历史事件和被遗忘的社会和群体，如法国维希政权、阿尔及利亚战争、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历史大争论、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20世纪一连串不幸的悲剧和挫折、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民群体和工人群体、各地区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认同，因为这一切均是“过去呈现于现在”。记忆史也研究人们对过去的建构、传承和“保存”，因此，对生活经历的记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历史的记忆、历史的遗忘(有意和无意)、历史对过去事件的对立解释、历史的政治操纵等也都归入记忆史研究的行列。记忆史还研究“记忆的载体”，如档案和博物馆、历史性建筑、书籍、影像材料等。这种记忆的广谱化，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但它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记忆史”自身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记忆的泛化遭到许多专家的诟病，他们批判“记忆的滥用”、(38)“纠缠”(39)和“误用”。(40) 法国记忆史的研究路径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反思性。记忆研究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们记住了什么？”二是“这是谁的记忆？”依照记忆的特征，记忆是有个性的，可以反映个体的身份。记忆的内容与个体的感觉、价值判断和语言表达相联系。同时，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个体身份的坐标。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记忆，人就不能辨认自己，人也就不再存在了”。(41)因此从“记住什么”(记忆内容)入手，就可最终认识“记忆属于谁”(认识主体的身份和本质)。但是，要通过“什么”达到认识“谁”的目的，还必须了解记忆的内容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即回忆的方式问题。有些回忆是自然涌现的，如触景生情，有些回忆是人们刻意去追寻的，有些记忆内容自然遗忘，而有些记忆内容，人们有意将它埋在记忆深处，甚至努力将之遗忘，这种表达方式也是记忆主体身份的体现。因此，记忆史研究从记忆的具体内容出发，通过观察它们的呈现方式，最后去认识记忆主体的本质和属性，即认识主体的身份(identité)。这就是法国哲学家李科所称的反思性(réflexif)方式。(42) 这方面较为典型的范例就是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对发生在16世纪的一次葡萄牙与摩洛哥战争的记忆研究。(43)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与摩洛哥被废黜的国王联手发动对摩洛哥在位国王的进攻，史称“三王之战”。战争只持续了一天，结果葡萄牙惨败，三王或死亡或下落不明。战争的失败使葡萄牙失去了国王，也失去了贵族精英(几乎所有的贵族均参加了战争，伤亡惨重)，还丧失了军队，它向北非和大西洋以外世界的扩张受挫，甚至数年后，葡萄牙被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吞并。而摩洛哥却因此强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过研究这一事件如何逐渐融入两国的民族记忆中，吕赛特·瓦朗西揭示出该历史事件在战胜国和战败国所产生的不同记忆。该事件在摩洛哥的记忆中埋藏得很深，相关资料也较为少见。一直到1956年摩洛哥重新独立后，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此事件才被重新忆起，对该事件的纪念也逐渐制度化。在葡萄牙，巨大的战争创伤首先给全民族带来极大的悲伤，然后人们开始有意抑制和隐瞒这段痛苦的记忆，起初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几乎仅见于周边国家，由于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文献均未译成葡萄牙文，这种沉默一直维持了近30年。此后人们才愿意通过重拾回忆来舔平伤口。由于葡萄牙人从来没有亲眼见到塞巴斯蒂安的尸体，因此围绕着这位国王的生死产生了许多传说，人们期待这位国王的回归并希望这位国王最终成为葡萄牙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记忆成为葡萄牙人的一种身份认同。可见，记忆史研究抛弃机械的因果分析方式，采用人类学、民族志学的研究方法，关注的重点放在能够使个人迅速融入社会和集体层面的一些因素，如语言、意识、情感、感官和文化等。 2.追寻痕迹。记忆史研究从凝聚着记忆的事件、地点、人物、仪式、群体入手，重点考察这些对象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着眼点不是这些对象本身的真伪和意义，而是这些真伪和意义形成的历史轨迹，尤其是研究历史事件被集体记忆操纵、调整和修改的进程。我们可以以乔治·迪比的《布维纳的星期天》(44)为例略加展开。该书出版于1973年，远早于法国记忆史成型时期，但它之所以被视为记忆史的开山之作(45)是由于该书的第三篇章“传奇演变”(Légendaire)。该书关注的是法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役“布维纳之战”，在1214年7月27日星期天这个不该打仗的日子里(星期天为主日，基督徒应该休息)，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被迫与被革除教籍的德意志皇帝奥托四世及其联军在弗兰德尔地区的布维纳桥边(马克河畔)进行了一场战役，结果奥托四世落荒而逃，联军中有多名大贵族被俘，与奥托四世结盟的英王失地者约翰放弃了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腓力二世由此巩固了已获得的领土，提升了王权的地位。 迪比在该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这场战役对民族记忆演变的影响。首先，迪比分析了“布维纳之战”神话的形成，这场战役通过13世纪僧侣和编年史作家的描绘，成为“善”战胜“恶”、“上帝战胜魔鬼”的象征，并且逐渐夸大为法国军队以一当十，甚至以一挡百的胜利。然后，迪比指出，14世纪，此战役逐渐被人遗忘，而从17世纪开始，此战役再次浮出水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基佐到魏刚，战役得到不同的解读，最后该战役被赋予民族胜利的意义，成为法国人第一次战胜德国人的战役。在民族情感上，它变得比贞德更重要。1945年以后，这次战争的记忆又一次消失，因为欧洲需要和谐，并在走向一体化，德国不再成为敌人。 勒高夫在分析迪比的研究方法时指出，迪比“首先将此事件看作冰山一角，然后，他用社会学的方法审视这场战役及其留下的记忆，通过考察对事件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他追踪了该记忆在整体精神重现运动中的命运”。(46)乔治·迪比在1984年该书的再版前言中也总结了他这部分的分析：“我的任务是观察一个事件如何被建构和解构的，因为归根结底，该事件仅仅以人们叙述的方式而存在，因为确切地说该事件是被那些将事件更名后进行散布的人制造出来的；因此，我研究的是关于布维纳回忆的历史，是该事件被人们想方设法逐渐扭曲的历史(很少是无辜的)，是记忆和遗忘的历史。”(47)这样的方法决定了记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和人物史的研究方面，这是自法国年鉴学派之后法国史学的重要转向。 3.回溯法(méthode rétrospective)。记忆史研究以现实关怀为立足点，公开地以现代问题为出发点，追溯以往，以满足现代人的现代要求。亨利·卢索(Henri Rousso)1987对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所作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48)有人认为该著作的问世是“法国记忆史确立”的“决定性阶段”。(49)20世纪70年代，法国出现了对抵抗运动神话的反思。根据这一神话，维希政权是法国一小撮投降派建立的，他们是纳粹德国的应声虫和合作者，法国大部分人站在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抵抗运动一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才是法国的正统政权，抵抗运动是正统法国的延续，维希政权是不值一提的插曲。然而，70年代，这种神话被修正派戳穿，新的观点认为，最初大部分法国人支持维希政权，维希政权的一些措施也不完全是出于德国方面的压力，甚至在反犹方面也是如此，维希政权其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保守势力和新法西斯派力量的延续。因此，这种观点在法国社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卢索的著作并不介入这种非黑即白、孰是孰非的讨论，而是用非常冷静的态度，从现实问题出发，回溯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作者依据1945年以来大量与维希政权相关的“再现”材料(如报刊、文学和史学作品、电影和电视等)，分析了法国1945年以来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最初为“哀伤”期(1944-1954)，主要表现为起诉“合作者”和戴高乐倡导民族和解；第二阶段为“记忆抑制”期(1954-1971)，法国人希望告别痛苦的过去，他们接受了戴高乐所营造的抵抗运动的神话；第三阶段为“明镜破碎”期(1971-1974)，1971年纪录片《悲伤与怜悯》上映和蓬皮杜总统对“合作分子”图维埃特赦所引起的争论打破了平静，使维希记忆再次涌现；最后为“记忆困扰”期(1974年以后)，犹太人的记忆被唤醒，教会和法国国家公务员在维希时期的作用也受到责难。通过回溯，作者发现法国人关于维希时期的集体记忆始终是受现时需要支配的。类似的研究还有关于共产党的集体记忆，(50)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集体记忆，(5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记忆，(52)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记忆，(53)等等。从这方面来看，记忆史研究始终以近现代史为主，也就理所当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