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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意义 首先，从历史学的发展来看，史学关注环境问题有着充分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既是史学的‘实用’或经世传统的一种发展，又是现代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新世纪史学工作者的一种社会担当”[5](P60)，彰显出史学的现实功用。更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研究将环境因素、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引入政治史领域，可以说是新政治史研究的继续(12)。它不仅接续着新的研究视角，而且会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产生新的考量，这有助于更新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由于政治史虽然不再是历史的骨干，但依然是历史的核心[6](P355)，笔者认为，解剖环境问题中的政治现象和权力关系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使环境史和政治史相结合，这将从一个方面大大推进历史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环境史研究的深入来看，从何种路径进入其研究范畴并完善其学科体系，是20世纪60、70年代环境史诞生至今仍为大家所讨论的重点问题。从美国环境史研究来看，沃斯特曾发展出物质环境－社会经济与环境－环境思想的三层次（three levels）分析模式(13)；约翰?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有三个维度（varieties）：物质环境史（Material Environmental History）、环境文化／思想史（Cultural／Intellectual）、环境政治史（Political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7](P6)；威廉?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可以包括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部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8](P1122－1131)。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环境政治史的研究至少可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亚领域，而塞缪尔?黑斯则在环境政治史的理论构建和方法论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以此为指导、以具体的环境问题为原点开展环境政治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增添新的主题，而且不失为加强环境史学科体系建设的一种有益探索。 其次，从现实着眼，黑斯对环境问题中经济、科技和草根阶层等因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解构诸如阶段论、技术万能论和代价论等不当的环境论调，从而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本质。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环境出了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满足于认识到环境被污染、被破坏。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形而下层面、治标不治本，将无法取得根本性成效。当我们认清这一本质、正视诸多利益矛盾的交织时，方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解构阶段论。因为在黑斯的理念中，环境和经济发展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关系，二者可以共存共荣，关键是必须处理好环保势力和反环保势力在成本－利益计算上的标准问题。我们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对技术万能论而言，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固然离不开技术，但技术绝不是万能的，它发生作用是有条件的，而且当技术混之以其他问题时，可能引发新的成本、代价问题，甚至成为反环保势力的助手。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的分析逻辑为我们展示了同样的观点(14)。就代价论而言，我们必须解构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论断：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论断屏蔽了污染者、受益者和代价承受者的区别。我们必须追问谁在污染、为何污染，而又是谁在污染中获利、谁在承受污染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这显然离不开环境政治史对各个阶层的正名，只有恢复作为代价承受者的“小人物”的真正面目，倾听他们的呼声，才能保障其环境权，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最后，认清环境问题的本质，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黑斯环境政治史的研究有利于指导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将环境治理定性为一个政治问题，这自然就规定了解决问题的落脚点和突破口：维护大自然的权利和公民环境权，进而在环境正义的基础上实现环境史研究倡导的真正的人本主义。这在根本上符合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意义的探究，即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因而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9](P125)。如果这种人道主义是环境史和政治生态伦理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将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回答作为完成其使命的积极践行者，这既彰显了环境政治史的社会功用，也与历史学作为“人”学的主张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