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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时进本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 明清之际，利玛窦等欧洲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文化知识，被统称为“西学”。“西学”输入后，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反应，“骤闻而骇之者甚众”。(69)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知识精英接受了西学外，更多的人在根本不了解西方科学的背景下，从正统的儒家理论出发，武断地将其斥为“邪说”，并且认为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诬上诬民，罪可胜诛”(70)。那么，徐时进是如何看待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的呢？ 在《欧罗巴国记》中，徐时进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利玛窦所讲述的内容，“尽信之，似为喜经奇荒唐悠谬；不信，又似蝉不知雪，为远人嗤。而可信为近，人亦愿谨无譥者”。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徐时进对利玛窦所传“西学”的态度：部分相信，部分不信，但总体上相信。这里，徐时进明确说，他相信利玛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由于自己知识不足，无法否定利玛窦的说法。第二是由于利玛窦“愿谨无警”的人格魅力，使他相信利玛窦不可能说谎骗人。我们知道，在徐时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是因为真正了解利玛窦所传播的科学知识而信从利玛窦，杨廷筠是因为在精神上认同利玛窦所介绍的天主教而追随利玛窦。(71)徐时进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对西方科学并不了解，对天主教也没有多少兴趣。除了利玛窦人格的吸引力外，徐时进是由于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而相信利玛窦的。由于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完全否定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所以他相信了利玛窦的一些说法，以免被人视为生命短暂的夏蝉。同样，由于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完全证实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所以他认为应当有所保留，以免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喜好“经奇荒唐悠谬”的浮夸之徒。因此，徐时进相信与不相信利玛窦的原因，都是由于担心自己知识之缺乏。这反映了徐时进虚心好学、谦虚严谨的求知精神。 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与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差异。明朝末年，许多人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武器来抨击“西学”的。有人这样写道：“儒教崇于宇宙也”，“仲尼，日月也”；“吾中国圣贤道脉，志之《经》、《传》。凡一句一字，皆从心性流溢，岂犬羊所可妄议者？”(72)但徐时进在面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时，却深深感到儒家经典根本不能反映广博的宇宙。他在《欧罗巴国记》的最后写道，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志宇宙之寥邈，即《书》、《传》不能差数载焉”。在反对“西学”的人中，有人主张：“六合之内，有存而不议、议而不论者，恐其乱人观听也。”(73)而徐时进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六合之外，存而弗论。弗论，可也。论，亦大愉快矣！”只有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人，才能享受讨论“六合之外”的快乐。而这样的快乐，是那些反对“西学”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在《欧罗巴国记》中，徐时进根据利玛窦的口述，以平和的笔调如实介绍了欧洲社会教权与王权的分立、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可是在另一些中国人看来，利玛窦将欧洲社会这种野蛮“夷风”介绍给中国人，其实有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张广湉义愤填膺地写道：欧洲社会教皇(“教化皇帝”)和世俗国王(“治世皇帝”)的分立，实质是“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他斥责说：“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统治！”对于利玛窦所说的欧洲一夫一妻制，张广湉同样痛斥说：“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一色之夷风，乱我国至尊之大典！”(74)明末一些反对“西学”的人还提出过这样的荒谬逻辑：由于汉代张骞在通西域时没有提到过“大西洋”之类的国家，因此利玛窦所说的那个“大西洋”一定是不存在的，是利玛窦凭空捏造出来的。许大受就说：“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中国古籍“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75)徐时进也提到了博望侯张骞，但他不是以此来否定利玛窦所介绍的“大西洋”，而是在叙述欧洲人正在开展的大航海时感叹道：“窃又怪博望之槎直抵星河，仅仅以机石归，无他志俟后。”也就是说，在徐时进看来，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远行到了“星河”，甚至带回了织女所用的“支机石”，(76)但其历史意义其实是无法与欧洲人所进行的大航海相比的。可以说，徐时进是第一个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将张骞出使西域与欧洲大航海进行比较的中国人。 徐时进还是第一个试图对欧洲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的中国人。利玛窦告诉徐时进，欧洲位于中国的西面，有海、陆两条道路可以入中国，而且陆路要比海路更近(“国在中国西陬，取陆为近”)。徐时进提出两条理由，推断欧洲位于比西域大宛稍南的地方。第一条理由是，利玛窦说过欧洲盛产葡萄酒，而且还有桑树和秔稻。徐时进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大宛盛产葡萄酒，所以欧洲的地理位置应当与大宛相近；既然欧洲可以种植桑树、秔稻，那就说明其气候是比较温湿的，不会非常干燥，所以应当位于比大宛更南的地方(“《史记》大宛多葡桃，以为酿。利生自谓国在西北边虏，岂与西域之宛近与？而其土可桑可秔，则土风当不甚觱栗皲肤，或西而稍折以南也”)。第二条理由是从中国文献对于“三佛齐”的记载推导出来的。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国，早在宋元时代就已被中国人熟知了。明朝末年，中国人将扬帆远来的葡萄牙人称为“佛郎机”。徐时进认为，这个已经入踞澳门的“佛郎机”，其实就是中国文献所说的三佛齐。而且，徐时进还误认为，“欧罗巴”与“佛郎机”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这样，既然利玛窦说欧罗巴、佛郎机关系密切，那么，欧罗巴应当离现在的东南亚不远。他如此写道：“佛郎机，即《异域志》所谓三佛齐也。国在南海中，为诸番水道绾毂，地产犀玑香药，而利生亦谓殴逻产珠[王母]琭宝精，诸卷握物自来与佛齐诸国市，则其国自西而稍折为南良是。”徐时进根据农作物来推断气候环境，进而推断地理位置，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他所得出的欧洲位于大宛之“西而稍折以南也”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不过，他认为“佛郎机”就是三佛齐，这无疑是错误的。但这是由于文献资料的极度匮乏而造成的。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清代的两件事。明朝末年，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告诉中国人说他们其实是“大西洋人”。但清朝官方所修的《明史》却把“佛郎机”与“大西洋”当做两个独立的国家，并且认为“大西洋”等国“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77)1842年农历七月，鸦片战争的烈火在中国沿海已经燃烧了两年、清军已被英国侵略军彻底打败之后，靖逆将军奕山等重臣兴冲冲地向道光皇帝报告：经过“细加采访”，终于弄清楚“西洋诸国总名为欧逻巴洲，并无天竺国名目”，“又闻天竺一名印度”。(78)对照一下这两个事例，就可以知道，徐时进在1600年就得出了欧洲位于大宛“西而稍折以南”的结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他的研究方法则更是可取。 以上就是徐时进《欧罗巴国记》的主要内容。虽然艾儒略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和张维枢的《大西利西泰子传》等利玛窦传记资料都没有提到过徐时进，(79)现代学者也没有注意到利玛窦曾有过这样一位朋友，(80)不过，利玛窦本人却是知道徐时进的这篇文章的。根据利玛窦手稿而译成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有这样一段话：“在浙江有一位进士，也是一位大官，写了一本精彩的著作，名为《西洋记》，虽然书中对我们的记述要比别的书详尽，但关于我们的事情只是他从神父这里听来的，或是在我们寓所中亲眼得见的，还有的是取材于《坤舆万国全图》，他认为他已将自己在这方面所有要说的东西都写进了书中。”对于《西洋记》一书，译者有这样的注文：“这一书名是德礼贤所译，但该书却无从考证。”(81)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个浙江进士就是徐时进，所谓的“《西洋记》”其实就是《欧罗巴国记》。翻翻《欧罗巴国记》，可以知道，此书资料来源确实如《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所说的那样，是“从神父这里听来的，或是在我们寓所中亲眼得见的”。利玛窦说徐时进的“记述要比别的书详尽”，这一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罗巴国记》的重要地位。不过，根据新发现的《欧罗巴国记》，此处中译者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译成《坤舆万国全图》，显然不当。因为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作于1600年，而《坤舆万国全图》则是1602年完成的。此外，在不久前发现的《利玛窦传》中，刘承范记载说，1589年，在利玛窦建于韶州的房子中，“所藏皆六经正学，子史诸书，求其手自翻译者，独《大瀛全图》耳”(82)。这就意味着，利玛窦在广东期间翻译绘制的世界地图，其中文名称应为《大瀛全图》。但由于《大瀛全图》之名仅见于刘承范的《利玛窦传》，而刘承范的这篇文章又是在1914年所修的家谱中找到的，所以这一孤证难以使学者们确定《大瀛全图》之名是否可靠。由于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中明确写道：利玛窦“以所携《大瀛全图》译而视人”，这就证实了刘承范在《利玛窦传》中的记载。现在看来，利玛窦在广东期间所译绘的中文世界地图，其中文名应当是《大瀛全图》。 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述欧洲的中文文献。此文为深入研究利玛窦在南京时期的活动、深入研究全球化初期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提供了新的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