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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的社会性 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时间，如天体运行所造成的周而复始的节律，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等都是自然形成的时间，霍金的《时间简史》探讨宇宙从大爆炸以来的变化过程，这是自然的时间史；二是社会时间，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时间，例如“周”作为一个时间度量单位，在不同的社群中“一周”由七日或八日等多少不一的天数所组成，这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节律相协调的时间。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通常是指社会时间。 不过，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并非截然分离，毋宁说，社会时间是根据自然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划分的时间，“年”本来是天体运行所造成的自然的时间度量单位，但不同的文明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的选择了阴历年，如伊斯兰历；有的选择了阳历年，如古代玛雅人；但更多的历法在遵循月相变化的情况下，又顾及太阳，选择阴阳合历，如犹太历、古希腊历、高卢历、中国的历法，等等。而一年的起始在不同的族群中也多有不同，例如公历与我国农历的年，有各自的开端。这说明，“年”是人类根据天体运行周期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和文化特性的时间单位。同样，地球自转一周产生由白天和黑夜构成的“一天”，这也是自然形成的时间节律，人类无法改变。但一天从何时开始，这完全由人类决定。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一日从日落开始。历史上，古希腊人和巴比伦人也是这样。但传统的天文日和航海日是从正午开始的，以便把整个夜晚的观测都归入一个日期。到19世纪末期，人类才统一把一天的开始定在午夜。把一天分割为24个小时，更是人类的创造，而这也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③可见，社会时间是人类在自然时间的基础上再造的时间。 的确，再造和完善时间体系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我们已知的一些古老文明都形成了一套与自身的条件相适应的时间体系。④在当代世界，即使那些仍处在部落生活阶段的原始族群，也有他们独特的时间体系，例如，人类学家发现，生活在20世纪的非洲努尔人存在着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相适的“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⑤人类有自己的时间体系，这是一种基本的需要，如同人类对空间的需要一样。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活动的场所，时间体系则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秩序，它是协调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工具。⑥有了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时间规则，人类的生活才有秩序，即使人们从事涉及面比较广泛、复杂的社会活动，也能有序展开。 不仅每一个社会或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时间体系，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间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大体上，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惯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主要是适应自然时间，例如，人类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则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比较粗略，对时间作简单的划分基本上就能满足日常的需要，像“分”和“秒”这种细小的时间单位用处不大，“时”(无论是“小时”，还是“时辰”)就可成为分割一天时长的基本的时间度量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比“时”更小的时间单位是“刻”。⑦但“刻”这个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普通的时间度量单位，倒不如说，它常常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用来表示事物变化速度极快的关键节点，说明情势的紧迫或危险，如“即刻”、“此刻”、“顷刻”、“刻不容缓”，等等。“时”与“刻”连用，形成“时刻”、“时时刻刻”等用词，这同样意味着事情已处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了。由此可见，以往的时间划分虽然比较粗放，但是已能够适应农业社会的需要。近代以后，工商业发展起来，社会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曾经适用的时间体系现在已显得不够精细。此外，交通工具也得到改善，尤其是铁路开始运行，旅行速度加快，社会交往更加频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观测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后来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用时间。“分秒必争”或“争分夺秒”这些用词只有在近代的社会生活中才显示出它们的实际意义。⑧可见，人类的时间观念和规则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在发展，时间标准和规则就趋于复杂、精细，时间体系也随之完善，⑨人类的时间本质上是社会文化时间。⑩ 然而，时间的社会性决定了以往的任何一种时间体系都有其适用的限度，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往往就是某一种时间体系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时间的社会性受到人类社会交往空间的限制，这在人类的历史处在分散、孤立发展的时代尤为明显。那时，人类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人口和货物的流动较少，文化传播能力较弱，在相对独立地存在着的各个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之间，难以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共同体各自所拥有的时间体系的应用范围也就止于各个社会或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内。历史上，中东、东亚、南亚、美洲等古老的文明都创造了各自的时间体系，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人也是如此，这些各不相同的时间体系，其适用范围与这些文明存在的空间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文明之间即使发生偶尔的、不确定的联系，也不至于在时间上产生严重的问题。 而这也意味着，一旦人类文明分散发展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交往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而且交往越来越密切，那么，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就很难守着各自所熟悉的时间观念和规则长期维持这样的交往。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就需要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时间规则和标准，(11)否则，时间上的麻烦和不便会给全球性的社会交往造成困难。 的确，全球时间问题甚至在人类梦想进行环球旅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时差和日期差就是这样。很早就有人预见到，两个从东西方向分别作环球旅行的人，假如在同一天回到出发地，会产生日期差。向西的旅行者计算的日子会比留在老家的人所计算的日期早一天。而向东作环球旅行的人，他算的日期又会晚一天。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人环球航行证明，的确存在日期差的问题。(12)带着各自的历法和纪年方式参与全球化，也会遇到麻烦。例如签订贸易协议，时间的不统一就是个问题。到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基本上改用格列高利历了，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一直使用儒略历，两种历法的日期误差多达11天，俄国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签订贸易协议就得写两个日期。(13)中国在1912年正式改用阳历，此前则长期使用阴历，同时还采用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所以，中国人标注日期就有多种方式。查阅《辛丑条约》，我们会发现，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有很多涉及时间的条款均进行中西日期对照。这个条约上涉及的时间实际有三种，包括阳历纪年、年号纪年(光绪二十七年)和干支纪年(辛丑年)。由于年代学家已经把历史上的中西年代换算出来，我们现在可以方便地确定中国历史上的某个事件和某个人物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否则，我们就不得不经常在中西方多种纪年方式之间来回换算，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 到19世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全球联系密切，各地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卷入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期间，坐火车旅行的人达600多万，(14)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海上运输也更加繁忙，当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取代木质帆船时，海上交通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在时间尚未实现标准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问题就愈是突出。 在航海中，航船定位、定向和计算时间的依据是本初子午线。自大航海以来，欧洲各国的航海人各自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本初子午线，于是，经过里斯本、巴黎、格林威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加的斯、里约热内卢等地的经线，分别被不同的航海者认作本初子午线，形成了很多条本初子午线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在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前，光是欧洲人的地形图上标注的本初子午线就多达14条。(15)这就是说，一艘位于海洋某处的船只，如果依据14条本初子午线分别来表述其方位，人们就可以对这艘船的地理位置给出14个不同的但都准确的答案。这种状况对于航海中的人们的相互交流和沟通造成极大的混乱。有时，这还隐藏着危险，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主席、美国海军上将罗杰斯曾以自身的职业经历，讲述了在航海中有很多条本初子午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险性。(16) 陆上的时间标准似乎更加复杂。大体上，在欧洲和北美时间标准化之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标准时间。(17)东西之间的地域越是辽阔，地方性的标准时间就越多，美国(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跨越的经度至少有57度，那里的时间标准曾数以百计。19世纪中叶，北美各地的官方时间多达144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1860年时，美国的地方时间多达300种。(18)单是圣路易斯这个城市就有6种官方的铁路时间，(19)人们不难想象置身其中而产生的时间混乱。在使用传统的交通工具出行的年代，人们的旅行速度缓慢，对时差不太敏感。但现代化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穿越东西，(20)一列以一定速度向西开行很多英里的火车，会显得比另一辆以同样的速度向正东开行了同样里程的火车快，这就出现时差问题，像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东西向的地域辽阔，火车行进在横贯东西的大铁路上，就需要不断地调整时间。欧洲不仅空间广大，而且国家众多，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时间，时间体系十分复杂，甚至在一国内部还存在着多种时间体系，如法国，在世界时间标准化之前，那里至少存在着天文时间、地方时间、巴黎时间和铁路时间一共4种时间体系。其中，天文时间来自于固定的天体，大约比每一种地方时间晚约4分钟。而地方时间又有很多种，每个城市根据光阴的刻度得到属于本地的时间。铁路使用的是巴黎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9分21秒。1891年，巴黎时间成为法国的法定时间。而铁路出于给旅客有更多时间上车的考虑，实际的运行要比巴黎时间晚5分钟。于是，就出现了火车站内的时钟要比火车上的时钟快5分钟的情况。(21)在德国，铁路上所用的时间体系也多达5种，在德国的北部和萨克森地区，使用的是柏林时间；在巴伐利亚，使用慕尼黑时间；在符腾堡使用斯图加特时间；巴登使用的是卡尔斯鲁厄时间；而在莱茵河边的帕拉廷人使用的是路德维希港地方时间。(22)面对如此众多的时间标准和体系，时间观念错乱对陆上长途旅行者来说是常有的事。 人类在时间上所遇到的上述种种问题，从时间社会性这个角度来看，是由于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中原有的时间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交往而引起的，这种交往越是广泛、深入，就越是需要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时间规则或标准，就如“时间阁下”(Time Lord)弗莱明(1827-1915)所说的那样，人类很久以来都不需要一个公共的、统一的时间体系，但情况在变化，当空间距离逐渐缩小，世界各地成为近邻，人类就感觉到时间计算方面的不便和麻烦，现代文明要求有一个综合性的时间体系把时间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