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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时间趋向统一 事实上，人类在自己的交往实践中一直致力于建立可共享的时间体系。有时，这表现为各国自愿地接受某种本来是“地方性”，但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的时间规则，如历法格列高利历的传播；有时，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积极行动，有意推广某种现存的时间规则，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间标准，如将格林威治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在必要的时候，人类还创制全新的时间规则和标准，如时区的划分。总之，自16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推动时间的统一，其结果就是我们从长时段中看到了全球层面上的时间趋同。 西方的历法格列高利历(即俗称的阳历)发展成为现今世界通用的“公历”，便展现了这样一种趋势。自公元前46年凯撒历法改革至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再次进行历法改革，基督教世界采用的历法是儒略历。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整个基督教世界将3月21日或者在3月21日后头一个圆月以后的头一个星期日确定为复活节，那个复活节正好也是春分日。但问题在于，儒略历的时间误差较大，该历把太阳年的长度取为365又1/4天，而太阳年的实际长度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一年多出约11分钟。这相当于经历131年以后，就会产生一天的误差。年复一年不断积累，时间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到15世纪时，该误差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复活节的日期不断延后，任其发展的话，复活节的日期在理论上可能延至仲夏的某一天。与尼西亚会议时的复活节在春分日那一天相比，这种错时就可能是季节性的。正是在确定复活节日期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导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对历法进行改革，(24)新的历法称为格列高利历，它不仅使日期计算恢复正常，而且也更加精确，因为格列高利历的一年长度只有几秒的误差，历法上出现一天误差的情况需要经过三四千年才会出现，而且很容易调整。 显然，格列高利历是比较科学的、合乎实际的历法。但是，在欧洲，16、17世纪正是发生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时期，在新教看来，罗马教皇主持历法改革，这件事首先具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是新教要反对的，马丁·路德就声称，历法改革不是教会的事，而是各基督教公国大公的事务。(25)东正教也不承认教廷的权威，从而导致格列高利历起初只能在天主教国家推行。1582年，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佛兰德、荷兰、洛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和德意志大多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诸侯国，首先采用了教皇主持修订的历法。在随后的几年里，又有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匈牙利、摩拉维亚、波兰、西里西亚、奥地利的大部地区，以及一些城邦，采用了格列高利历。1610年，普鲁士也采用该历法。至此，格列高利历成为一部绝对的天主教历法。 新教国家出于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长期抵制格列高利历。不过，由于格列高利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英格兰，自格列高利历问世以后，就有人主张采用该历法。英国内战期间，又有人建议，考虑到基督教欧洲的整体性，应该采用格列高利历。(26)到17世纪末，新教国家的历法改革再次引起关注，因为在儒略历中，1700年是一个闰年，但在格列高利历中却不是，致使两者相差的时间从10天扩大到11天。这一情形直接促使一些新教国家放弃宗教上的抵制，弃儒略历而改用格列高利历，挪威、丹麦、所有德意志地区和荷兰的新教国家，以及巴塞尔、苏黎世、日内瓦等瑞士的新教州，纷纷接受该历法。英国晚至1752年才采用格列高利历。不过，英国在这个时候采用新历法，除了让日期回归准确的计算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守着旧历法给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往增添了麻烦。尤其是出于方便与外国贸易的考虑，英国人呼吁并推动着向格列高利历靠拢。英国最终采用了格列高利历，取消旧历上从9月3日到13日共11天时间，日期从9月2日星期三直接跳到新历9月14日星期四。英国的历法改革法案影响十分广泛，从此，格列高利历不仅适用于整个大不列颠，也适用于其殖民地和自治领。(27)瑞典和芬兰也在1753年先后采用了格列高利历。(28)到19世纪末，格列高利历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并且通行于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殖民地。 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对格列高利历的抵触似乎更强一些。20世纪以前，没有一个东正教国家接受格列高利历。1916年，保加利亚从日历上取消4月1日至13日。后来，爱沙尼亚(1917)、俄国(1918)、南斯拉夫(1919)、希腊(1924)等国家又陆续采用了类似的国家行动。(29)但教会方面比较保守，1923年，一些东正教国家的教会就“经过修正的儒略历”达成一致，以便使所用的历法与格列高利历大体上相协调。1924年，希腊和罗马尼亚教会先后进行了历法改革，将日期前移13天。保加利亚教会直到1968年才进行改革，而俄罗斯、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格鲁吉亚的教会，与耶路撒冷和波兰的东正教一起，对于固定的节日仍使用儒略历。(30) 格列高利历的影响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扩大到非基督教世界。1873年和1875年，亚洲的日本和非洲的埃及成为最早接受格列高利历的非基督教国家。中国则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宣布接受阳历。1925年，土耳其也接受格列高利历。 从格列高利历的推广过程来看，早期的进程与宗教的关系比较明显，无论是接受它的还是抵制它的，皆因宗教、政治立场的差别而对历法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是，随着世界联系的不断发展，在对待格列高利历的问题上，人们更注重于时间的精确性和时间标准趋同在全球交往中的便利性和实用性，英国及其殖民地在18世纪中叶最终接受格列高利历，就与此因素关系极大。直接推动英国采用格列高利历的人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他曾任驻法大使，喜欢引入外国的文化和时尚。他在大使任内发现，用两种方式签署日期，实在令人生厌。这使他决心要消除现行的英国历法中存在的种种不便和丢人的错误，而这只要通过把英国的历法与欧洲大陆上通行的历法相协调就可以做到。于是，他请一批科学家帮他起草了有关历法改革的议案，而改革的理由就是“进步、科学，甚至爱国主义，以及英国贸易方面的利益和影响”，尤其是有利于英国的对外贸易，并与欧洲大陆的历法相一致。(31) 格列高利历的传播，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全世界的传播，反映了西方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事实，我们可以把格列高利历看成是西方人的一种软实力，把它的传播看成是西方文化向全球扩张的过程；而非基督教国家纷纷自愿地接受格列高利历，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为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这一世界性潮流所作出的一种努力。 日本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亚洲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崇尚西方，日本人对待西方文化简单地可以概括为“文明开化”四个字，这四个字成为日本人“当时的流行语”。(32)1871年至1873年，日本派出使团考察美国和欧洲，通过这次访问，日本人再次认识到了欧洲文化的发达和国力强盛，下决心让日本也尽早跻入这些先进国家的行列。(33)日本人接轨西方，可以说是毫不犹豫，这在日本采用格列高利历上也体现出来。1872年(明治五年)11月，天皇下诏决定采用阳历，并把这年的12月3日直接改为1873年(明治六年)1月1日，还将日本原来遵守的昼夜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 对于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政权马上宣布采用阳历，这一行动固然有政治上的意义，但也显示出一种追随世界潮流的姿态。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以公元纪年的方式也开始在沿海传播。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西方合作共事广泛而密切，因为这种交往，了解西方的纪年和历法成了很多中国人一种必备的知识。(34)19世纪60、70年代，上海的一些重要报纸以中西历并用的方式标记日期，方便读者对照时间。根据湛晓白的研究，清末，政府内已经有人认识到阳历的便利，把采用阳历看成是“取世界大同之政策”，因而推动中国的历法改革。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正式下诏筹办采用阳历事宜。可以说，改用阳历已提上当时清政府的议事日程。(35)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丧失了改用阳历的机会。革命政府迅速宣布历法改革，表现出革命的姿态。如果撇去历法改革的政治意义，我们不难看到，采用阳历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即使不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也已准备好改用阳历。当然，历法改革非一日之功，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还在不断地推动阳历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甚至将阳历定为“国历”。这个过程与政治上的考量依然有关，不过，与世界接轨仍是“国历”运动的头号理由。1930年，政府编印了《什么叫做国历》的宣传大纲，列出了15条“实行国历宣传标语”，其中第一条标语写成这样：“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国民政府在把西方的历法尊为“国历”的同时，又把“国历”说成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36)想让中国融入世界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采用阳历并推行阳历的过程，迎合了时间统一的世界大势。 与历法和纪年方式的传播不同，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则是在19世纪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的时间标准，他们选择以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全世界的本初子午线，从而为各国计算经度和时间确立了世界通用的标准。 然而，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时间统一的必要性，并不断地推进这个进程。在全球时间标准化之前，一些国家的铁路公司首先致力于辖区内的时间标准化。在英国，1840年，西部铁路公司要求所属车站和火车时刻表都使用伦敦时间。在以后几年里，英国其他铁路公司也陆续跟进，伦敦时间统一了英国的铁路时间。但到后来，随着格林威治天文台承担起向社会提供时间的服务，铁路的标准时间就与格林威治时间保持一致。到1847年，几乎所有的英国铁路公司都采用了格林威治时间。由于铁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英国很多城市也开始放弃自己的地方标准时间，改用了格林威治时间。到1855年，占英国98％的公共时钟都使用了格林威治时间。(37)1880年，格林威治时间成为英国的法定时间。1883年4月，北美的铁路大亨们决定，将北美铁路时间标准的数量从约50个减少到4个。11月18日，铁路标准时间在北美正式施行，形成了基于格林威治子午线计算出来的5个时区。这一变革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没过几天，大约有70％的学校、法庭和地方政府采用铁路时间为自己的标准时间。(38)波士顿、布法罗、华盛顿、纽约、萨凡纳同哥伦布、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等城市开始分享同一时间，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于航海上的时间标准，多数国家也自发地向格林威治时间靠拢。1853年，俄国海军上将废弃了专为俄国准备的航海历，把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的英国航海历引进到俄国海军。学术界在推动时间统一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871年，在安特卫普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地理学大会上决定，各国航海图都要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零度经线，并且还建议，今后航船在海上交流经度时，应当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在1871年以后的十二年里，有十二个国家在新出版的海图上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计算经度。1883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七次国际大地测量学大会指出，无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因为航海、商业、国际交往的考虑，都需要经度和时间的统一。由于当时从事外国贸易的航海人中已有90％的人是根据格林威治子午线来计算经度的，会议建议各国政府将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任何企图寻找一条中性的子午线作为新的本初子午线的观点，都不予考虑。(39)这次会议在世界时间标准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成为次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大会的基础。 1882年8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总统召集一次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派代表团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以确定一条能在全世界通用的计算时间和经度的本初子午线。(40)当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致信各国，征求是否需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意见。美国的建议得到积极的响应。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决定：采用一条所有国家都通用的本初子午线，建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接受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经纬仪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自该子午线起，双向计算经度至180度，东经为正，西经为负。会议还建议各国，在不影响各地使用地方时间或其他标准时间的情况下，为方便起见采用“世界日”(universal day)，该世界日为平太阳日，全世界都以本初子午线的平午夜那一刻为起始点，与民用日和本初子午线日期开始相吻合，时间从零点计算，直至24点。会议还建议，一旦采用世界日，世界各地的天文和航海上的日子也要从平午夜开始算起。(41) 在全球时间标准化进程中，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是一个重要时间点，尽管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并没有立即得到各国的响应，但是，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公认的标准，余下的事情就是逐渐去实施这个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并没有就世界时区的划分问题作出专门的决定，(42)但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从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以后，到整个20世纪，不断有国家和地区接受时区时间。大体上，欧洲国家和北美地区到20世纪上半期都已接受时区体系。在亚洲，日本的动作最为迅速，1886年7月12日，天皇下诏将格林威治经线确定为日本计算经度的零度经线。1888年1月1日，又正式引进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础的标准时间。日本是参加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的国家中最先接受国际时间标准的国家之一。此外，我国的台湾(1896)、菲律宾(1899)、朝鲜(1904)、我国东北(1904)、印度(1906)、锡兰(今斯里兰卡，1906)、伊拉克(1917)、巴勒斯坦(1917)、缅甸(1920)、爪哇(1924)、伊朗(1939)也是较早加入世界时区体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沙特阿拉伯晚至1962年才加入。在非洲，南非(1892)、埃及(1900)、莫桑比克(1902)、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1902)、塞舌尔(1906)、毛里求斯(1907)、阿尔及利亚(1911)、突尼斯(1911)、冈比亚(1918)、尼日利亚(1919)等也较早加入。但参加华盛顿子午线会议的利比里亚直到1972年才接受世界时区体系。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积极参加了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在27个与会国中，有10个是拉美国家。但拉美国家进入20世纪以后，才陆陆续续参加时区体系。(43) 从天主教会的格列高利历发展为全世界通用的公历，格林威治经线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本初子午线，到世界各国逐渐采用统一的全球时区体系，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时间标准化在不断推进。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放在五个世纪的时间尺度上去观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时间的标准化是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一个大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