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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当代性与专业化趋势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 王晴佳 参加讨论

    近日有幸陪同朋友一起去拜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历史教授、当代著名史家余英时先生,闲谈中余先生无意间提到,他在哈佛念书和教书期间,曾个人订阅多种大陆出版的历史期刊,特别是《历史研究》,一直到文革开始,《历史研究》停刊,他才终止。我没有问他,当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研究》重新复刊,他是否也重新续订。不过,自那时以后,也许他也没有必要个人订阅,因为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特别是余先生任教的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都收藏有大量中文图书和杂志,《历史研究》之类的刊物,当然包括其内。其实即使是一般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只要收藏中文图书,订有中文杂志,在史学方面,即使没有其它刊物,《历史研究》一般都会有。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研究》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刊物中,在海外影响最大、收藏最广的一种。
    余英时先生当年个人订阅《历史研究》,自有其特殊的背景。由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当时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学者,无法求学、访问于中国,所以阅读中国出版的刊物,是他们了解中国现状的重要渠道。自中国开放以来,各种交流的渠道比以前畅通了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已经不用隔靴搔痒,借助阅读刊物来了解中国了。但尽管如此,阅读像《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仍然十分必要。因为《历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之一,它不但能反映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更能高屋建瓴地展现中国历史学界的最新动向和研究兴趣。笔者近年经常回国,通过与国内学者的交流,自然也了解到不少史学界的新气象。但每次去图书馆,如果有机会到期刊部逗留,还是会自然而然地翻看一下《历史研究》。这是因为,面对面的交流,虽然重要,但还是显得片面,而《历史研究》向中国所有历史学者开放,因此更能反映史学界的全面状况。笔者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体会,也为其他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所共有。
    再推广开来说,这种经验并不局限于《历史研究》的读者。笔者在中国念书、工作的时候,对美国史学颇有兴趣,因此有便也常常翻阅《美国历史评论》。我想,现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也一定会常常翻阅《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史杂志》等刊物。有一位留学日本的学者告诉我,他在东京求学期间,每个月到一定的时间,便会去图书馆查翻阅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出的《历史学杂志》,特别是该杂志所刊载的史学研究回顾,而该杂志的五月号,则格外抢手,因为上面有有关历史学界的年终回顾和评述。可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展现其历史研究成果的“窗口”,为所有对该国历史有兴趣的人,包括身在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一条不可或缺的信息渠道。
    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其实也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某种“现代性”,也即历史研究专业化的一种表现。许多研究历史的人知道,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研究和写作,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如十八世纪的著名启蒙史家、英国的爱德华.吉本,以经年功夫,写成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其架构之雄伟、文辞之华丽,在西方史学史上,罕少人匹。吉本在书的序言中说,他希望该书不仅能置于学者的书架,也希望能在仕女的梳妆台上见到。可见在那个年代,史书的写作,其读者对象十分广泛,因为尚未有一批专以史学为业的读者。吉本本人,也写过其它作品,因此他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家。西方专业史家的出现,要在现代大学初具规模以后,也即到了十九世纪,才慢慢出现。那些在大学教授、学习历史的人士,便成为历史著作的主要读者。他们相互切磋、交流,由此需要又成立了历史研究的专业学会,出版专业历史刊物。而后者的出现,大致上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事情了。
    在古代中国,自有其悠久的历史研究、写作的传统,与西方不尽相同。其特别突出之处在于,中国的史学传统,从古代的“史官文化”演变而来,而在司马迁、班固之后,历史研究更被纳入“官方”的渠道,逐渐形成所谓“正史”的传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便带有一些“专业”的味道。唐代开设史馆,聚集一些史家,共同研究、写作,从起居注、时政记开始,逐年修纂国史,再在此基础上,修纂朝代史,颇具“专业性”的色彩。难怪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家杜维运尝言,中国古代的史馆修史,是一种“国营企业”。不过,如果细究起来,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还是与近现代的历史专业化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举例来说,史馆修成的国史和“正史”,卷帙浩繁,往往经历数十年,方能完成。而一旦完成,又常常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加上这些修成的“正史”,往往又有皇帝的御批,一般人不敢妄加评论。因此史书作者与读者之间,欠缺交流。难怪许多“正史”,有大量雷同之处,不但观点陈旧,而且内容重复,没有体现新的研究成果。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中国的“正史”传统,“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些现象,到了明清两代,更为严重。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一般人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必须注意上述这一“正史”传统,但其实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如地方志和私史的编纂。拿私史的写作来说,在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往往请同行、专家过目,并请他们作序,因此形成一种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私人刻书颇为普遍,因此为这种交流,提供了许多便利。于是,有些学者指出,明清时期,至少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不少知识人士虽有功名,但却不愿当官,情愿在书院讲学谋生。他们这一作法,也许与现代的专业人士,更为接近。
    总之,中国有源远流长和丰富多样的史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自然对现代史学的专业化,带来了影响。譬如中国向来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即使在乾嘉时代,史学相当发达,但纯粹的史家,还是屈指可数。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开始教育的改革,史学研究单独立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似乎这些学科的分设,主要还是模仿西方和日本的高等教育,而从教人员并不专注所教之学。如现代中国学术的奠基者章太炎和胡适,主要以史学研究著名,但他们个人,尚不以史家自居。更有趣的是,他们的崇拜者,也似乎更希望他们能淹通四部之学,成为所谓“国学大师”。这一现象,在目前中国学界,仍是如此。这从近年一下涌出的大批“国学大师”丛书中,便可看出。其实许多所谓“国学大师”,往往以单科见长。但在一般读者的心里,似乎视他们为一门学问的专家,还不够意思,非得封上一个“国学大师”,才能满足读者的崇敬心理。在近年的“钱钟书热”中,有人力图将钱,捧为当代著名史家,便是一例。
    也许这一传统心理影响,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的出现),不但晚于西方国家,而且也迟于邻国日本二、三十年。如果将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或者以1912年改建北京大学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始,那么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似乎也应该同时开始。但其实不然,中国专业历史学会的出现,还要晚上许多年。胡适在1917年回国以后,主要推动“国学研究”,不久在北大成立国学门,其主要助手顾颉刚,原是北大哲学门的毕业生。这一“国学研究”的兴趣,想来也是那时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的契机。对于胡适倡导“国学研究”,那时也有人批评,包括胡的北大同事何炳松和他的弟子傅斯年,他们都指出,现代学术的发展,强调学术的分科化,而中国的情形,则似乎背道而驰。其实,北大国学门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国故”,就是历史研究,但不以历史为专门,必有传统的影响在内。那时的北高师,也有史地学会,出版《史地丛刊》。以后南京高师也有类似的学会,出版《史地学报》。但可惜的是,在整个1910年代,中国仍没有历史研究的专业刊物出现。
    其实那时还是想推动历史研究专业化的人。如章太炎的弟子、北大史学门的主任朱希祖,便是一位。朱在北大建立史学会(1922),并拟出版史学杂志,与他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关。可惜史学会虽然成立,但史学杂志却迟迟未能出版。中国最早的史学专门刊物,要到1929年才正式出版,但都没有延续而成传统。不像《英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评论》那样,定期持续出版,成为英美历史研究的代表性刊物。1920年代末,中国的史学家也成立了一些史学会,如柳诒徵等人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南京中国史学会”和朱希祖于1929年在北京发起的“中国史学会”,都是例子。可惜这些学会,都没能持久下去。其中抗战的爆发,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学会内部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小觑。
    由上所见,1954年《历史研究》的出版,其中虽有中断,但仍能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代表刊物,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还体现了历史研究在中国的稳步成长。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历史研究》在中国的改革变迁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推动了不少思想与文化上的变革。这些作用,对于海外的读者来说,似乎更加显得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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