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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 【作者简介】金冲及，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00017。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成功地解决了国体、政体、经济建设方针、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当时制定的相关政策不仅符合那时中国的国情，使中国得到稳定和发展，而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我国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良好的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样是在当时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和实施的，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的。“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研究国史、写好国史。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 过渡时期 总路线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存在下去？第三个是，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抛弃了《共同纲领》，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要搞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恣意宰割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从民国初年开始的长期战乱不断、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变成了和平统一的国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以前被人看做“劣等民族”的中华民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等等。今天，我只想着重讲一个问题：“万事开头难”。开头的关系极为重大，它决定事物以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起点，构成了前进的格局。 为什么在新中国开国的历史中要特别讲一下开头难呢？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是要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着手建设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前，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只有苏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曾面对如何建国的重重困难。卢森堡1918年在《论俄国革命》中指出，当时列宁和他的战友面对的是一个荆棘丛生、陷阱遍布的环境，一切没有经验，纷至沓来的问题又必须立即做出决断。如果不能坚决地迅猛地前进，等待着的就是死亡。她称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意志和远见发挥到了极至，同时也指出在这种状况下做出决断的艰难，包括也会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决断，这是不奇怪的。 同“十月革命”相比，新中国有着优越得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不等于一切都是现成的，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新中国。至少要注意两点：第一，建立一个新中国并不是把原来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加以扩大就行了。事实上，从原来没有中央政府的、分散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创建全国性的政权，并把新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飞跃。第二，尽管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反动势力远远大于人民革命的力量，这种目标只是美好的远景，并没有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1947年是一个转折点，20年没有解决的谁占优势的问题解决了。胜利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得多，随着局势的迅猛发展，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新区接管等等任务极端繁重，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绝大部分的精力。当面临全国解放的时候，需要对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绘制一幅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蓝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十二月会议、九月会议、一月会议、七届二中全会、《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共同纲领》，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而且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的决断是正确的。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第一，关于新中国的国体 《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一场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费正清在《美国和中国》中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一向遭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怎么评价也不过高的社会变革。 费孝通在参加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后写道，“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平生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这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一个缩影。 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同时还有人民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这一方面。现在有的人觉得提到“专政”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谈专政。原因很简单，不这样，人民就会遭殃。专政机器包括军队、国家安全机构、警察等在内。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当强大、并一直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和破坏我们的情况下，更不能以为天下一切太平，轻易放下这个武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有这一条，这是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一项原则，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产阶级，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政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第二，关于新中国的政体 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2]，“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对此，在《共同纲领》中有了更具体的规定。 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仍然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反观非洲有些国家不顾自身的国情，搬用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至今连稳定也很难保持，更难以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了。 第三，关于社会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 〈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新中国的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农民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新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又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P.7)。这些规定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有一种误解以为，新中国成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当时除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三大运动外，主要工作是恢复国民经济和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体两翼，许多人似乎也忘了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左”的错误是以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至于认为建国后党内领导层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那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四，关于民族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过去曾提过搞联邦共和国、民族自决权，那是从苏联搬来的。制定《共同纲领》时，周恩来说：“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这符合我国民族历史和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特点，各民族间几千年经济文化密切交流，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易于搞民族区域自治制。从苏联解体的教训看，这个决策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关于对外政策 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彻底改变了以往100多年来跪着办外交的屈辱历史。《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P.13)这为后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凡事起头难”。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事情正处在草创时期，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当时轻率地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它所造成的恶果也将十分严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所做出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它的影响不仅今天还能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而且还将延续到将来。这是新中国缔造者和奠基者们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二 新中国成立了，它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存在下去？许多同志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很严峻。胡绳同志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社会主义部分时，首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摆在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军事上，国民党在大陆还有100多万军队，控制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各地有200多万土匪武装，其中早的是从明代传下来的；第二，经济上，国民党留下的是财经总崩溃、物价飞涨失控的烂摊子。1948年时商店里的物价标签一天换一次，群众如潮水一样去抢购东西，新中国成立后半个月，又出现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许多人对共产党能不能把经济搞好还缺乏信心；第三，外交上，对新中国，美国敌视，苏联不完全放心、怀疑中国是第二个“铁托”，周边国家因缺乏了解而存在不少恐惧。如果外交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新中国陷于孤立，或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就有条不紊地顺利处理了这些问题，在不长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军事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但它还想负隅顽抗或逃到边境外去。毛泽东采取了大胆的、远距离的、规模空前的大迂回战略。他在八九月间，一次致电：“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3]另一次致电：“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3](P.670)加上政治攻势，争取起义。到1950年6月，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30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外全部大陆的解放。同时，围剿各地土匪100万人以上，使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下来。 经济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迅速地调运粮食、棉花、棉布、煤炭，在各大城市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降；还实行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厉行节约三项措施。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及经济工作的决定》。5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在战争尚未结束、又遭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奇迹，是值得自豪的。薄老说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外交上，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政策。这里着重讲一讲“一边倒”的问题。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当时为什么不推行‘全方位’的外交？”“美国停止对蒋援助时，中共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个‘机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要领导世界，也就是要控制世界。对中国，它需要的是能屈从它、利于它控制的政府。1947年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美通商航行条约》，规定中美两国互相有在对方自由通商的权利；都有自由开设工厂的权利；都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旧中国那时有条件到美国去自由通商、开采、航行吗？这显然是掩盖在表面平等之下的不平等条约。最后美国之所以不再支持蒋介石，是因为所有的军事援助几乎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而经济援助的款项都到了私人的腰包里去了，而且这是一个无底洞。对于新中国，尽管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司徒雷登来北平，也表明愿意与一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政府不仅不准司徒雷登到北平，而且艾奇逊要司徒雷登向英、法等驻华大使强调：“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杜鲁门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政府打任何交道。”与此同时，还对我进行封锁，乃至1950年对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援助我们，但那时对我们又不放心，怕中国变成另一个“铁托”。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宣布“一边倒”，解除他们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援助，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何况，当时我们说的“一边倒”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说倒向苏联。1949年夏天，小平同志在一封信中这样讲，帝国主义在各个方面进行封锁，其目的是逼我就范，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就越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是那么的弱，环境是那么复杂，说什么“全方位”不是开玩笑吗！结果，连哪一方面的支持都会得不到，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事实证明：无论从外交地位、抗美援朝还是从经济建设来看，这个决策都是正确的。 在1950年的国庆大会上，周恩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4]这确实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三 最后讲一下，有一种说法：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要搞社会主义。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是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这一点，共产党从不讳言，大家也都知道。制定《共同纲领》时，有人还提出，为什么不把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下来。周恩来回答说，“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从我亲身经历来说，当时在党内传达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完全没有觉得这是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忽然要搞社会主义了。只是原以为会在什么时候宣布“国有化”，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像过“土改关”那样过“社会主义关”，现在知道了是用逐步过渡的办法。 中央所以在那时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发展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做出的新判断。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是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早提出来的。在这之前一个月，周恩来在1952年8月去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所写的报告中就谈到，“工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与56.2%之比，变为1952年的67.3%与32.7%之比。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面，私商经营在1952年仍占全国零售总额的67%。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的私营工业，大部分又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私营商业也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 随着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作为骨干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国有经济，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集体经济的比重也正在迅速上升。 实际生活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事实上已在一步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2年，无论工业还是商业中，社会主义成分都已取得了优势并处于主体地位。这种优势还在不断加强。农业也是如此。所以，面对新的事实，中央做出了新的考虑。 逐步过渡：农业，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从低级社到高级社；工商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赎买政策。而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叫做“一体两翼”，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说了新话。 不能忘记，中国所以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主体是靠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做《宪法》草案报告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1953年起，鞍钢三大工程竣工。第一套成套火力发电机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架飞机以至第一只手表，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过去没有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不是遭受破坏，而是健康地持续增长。从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6%，农业平均增长4.8%，国家蒸蒸日上。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革，那是两翼，而且一直到1995年夏季前都是稳步前进的。1954年底，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已超过60%，生产没有下降，而是上升，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到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后，加速发展，并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一段发展确实过于迅猛，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这些缺点和偏差是不必讳言的。 但总体看来，在中国动手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此时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下完成的，并且是在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下完成的。 当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成后，中央也开始考虑对所有制结构做些调整，不要搞得那么“纯”，这些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2月，毛泽东同工商联和统战部负责人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90%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不久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些只是在1957年反右、八届三中全会后改变了。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的理想，它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的实现是具备基本条件的。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后来急了一点，不注意，八个月就生下来了。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 1956年的决议中讲：“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新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如一场接力跑，后来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地方为出发点，又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又好像登山，拾级而上，等登到山顶，极目远眺、心旷神怡时，最初走过的路已经在视野之中消失了。但如果没有最初的一步一步艰苦跋涉，也不会有最后的登临绝顶。当然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绝顶。我们在发展中有一些偏差、失误，用不着回避。就如同小孩学走路一样，只有摔过多次跟斗才能学会走路，没有人会嘲笑孩子为什么会摔跟斗。我们今天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就是后人看今天，就好像今人看过去一样。现在有人嘲笑当年还实行过布票、粮票，岂不知当时如果没有它们，人们连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保证不了。现在物资丰富了，当然不需要了。如果现在轻率地否定过去，后人也可以把今天的一切说得一钱不值，这当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当代中国研究所要编写共和国史，我们这50多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实在不易，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要有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和“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 （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校阅） ［讲座日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5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2年05期第8～14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