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罗马“帝国主义” 尽管“帝国主义”首先用于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的殖民帝国，但该词现在也经常出现于罗马征服意大利及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罗马建立地中海帝国和欧洲帝国的语境中。 在共和国早期和中期(公元前5世纪—前2世纪)，罗马是一个军事性社会，官员的权力具有突出的军事特征。在仕途起步期，需列身行伍十年，(31)惟有在战场上树立卓越功勋才能赢得凯旋式的殊荣。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早期，罗马与埃魁人、沃尔斯奇人及埃特鲁里亚人交战；前4世纪中期与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交战，并与萨谟奈人和南部意大利人交战；之后波河以南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地区被罗马控制。一些共同体融入罗马人民中，余者被归入同盟者，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所有纳入罗马控制的意大利地区中，唯有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地区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为罗马国家的一部分。 在两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64—前241年和公元前218—前202年)，罗马在同盟者的支持下经过海外战事，建立了意大利之外的罗马帝国。罗马的将领由元老院授以兵权，分驻海外战区。这种战区主要不是领土意义上的，也不是永久性的，但在想要通过驻军落实长期控制的地方，元老院定期指定战区或行省。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与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化国家交战的背景之下，罗马帝国采取了不同的统治形式，不直接设立行省，而是远程遥控。在战事结束时，罗马没有在这里建立长期的行省，而是通过条约和外交手段，以一种远程的方式对这些地区加以控制。对于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撰写《通史》的波利比乌斯来说，这代表着罗马霸权从地中海西部扩展到地中海东部，世界服从于罗马，“谁会无动于衷或是不想知道罗马人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以何种方式并以何种政治制度使几乎整个人居的世界服从于罗马一个政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谁会兴致勃勃于其他的场景或研究，而认为有比获得这一知识更伟大的时刻?”(32)尽管在自称佩尔修斯之子的安德里斯库斯(Andriscus)夺取马其顿王位的尝试失败后，马其顿在公元前149年才成为一个长期的行省，而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人对地中海东部的统治与对地中海西部更为直接的统治相差无几。 在公元前1世纪，庞培打败本都的密特里达提六世(公元前66—前62年)，之后平定东方，吞并了大片领土，凯撒在高卢征战(公元前58—前49年)也兼并了广阔领土。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他不仅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也增设了沿多瑙河一线的新行省莱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和默西亚。只是因为公元9年瓦鲁斯在日耳曼前线的惨败，才停止了进一步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地区的脚步。此后除了克劳狄在公元42年征服不列颠南部，惟有图拉真一人在97年—117年间开疆拓土，其继承人哈德良又回归战略守势。 罗马帝国主义的图景十分清晰，从台伯河边的小邦逐步发展为地中海帝国和欧洲帝国，但罗马人的扩张动机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自蒙森以来，人们相信罗马人的扩张目的主要是防御性的，只是偶然成了扩张主义者。现代学者则驳斥该观点，认为有其他的动机，包括对经济收益和领土扩张的期望等。(33)罗马帝国建立过程异常复杂，也许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会是全然正确的。 就分析罗马扩张的实质而言，从扩张结果出发要比从动机出发更切合实际。譬如，公元前264年罗马入侵西西里，是罗马扩张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不管罗马元老的预期目标如何，这都引发了罗马与迦太基的首场战争，此后，罗马迈开了建立海外帝国的步伐。罗马迈出这一步的动机难以捉摸，元老院表现得左右为难、迟疑不决。波利比乌斯的史书从该时期开始记载，整部史书都有一个先入之见，认为罗马早已把统治世界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无论统治者自身还是评论他们的人士都不会把行为的结束仅仅看作征服或使他人屈服于自己的统治，因为有识之人不会仅仅为了打败一个对手而与他的邻居为敌，就像没有人漂洋过海就只为渡过海洋。事实上甚至没有人仅仅为了学知识而从事艺术技艺的研究，所有人做事情都是为了取得快乐、好处或用途”。(34)罗马的征服举动背后一定隐藏着明确的动机。虽然，在叙述罗马犹豫是否出兵墨西拿时波利比乌斯也会犯难，但他从不怀疑罗马创建首个海外行省是入侵西西里的重要结果，罗马善于利用战争带来的丰厚收益。 此后数世纪中，西西里行省给罗马带来诸多收益。西塞罗在状告西西里前任总督维列斯(Gaius Verres)时指明西西里行省的重要地位：“西西里是第一个成为罗马忠诚朋友的海外国家，第一个得到行省之名者，帝国王冠的第一枚宝石，第一次教会我们的祖先统治外族是件大好事”。(35)统治外族、建立世界帝国使罗马获益良多，无论第一步的动机为何，罗马抓住时机加以利用，卓有成效地取得进展，这正是西塞罗所说的好事。 第一次布匿战争战后的3年间，罗马又攫取了撒丁岛。撒丁岛和西西里被纳入罗马掌握后，被要求每年向罗马交付贡金，接受罗马官员，容许罗马在当地建立至少一个海军基地。罗马在拓展治权行使区域和管理海外属地方面踏出了重要一步。从重组意大利所采用的同盟制度到未来的行省制度，面对局势的变化，罗马灵活应对。不管罗马是否早已预见到帝国的益处，他们在军事行动上无疑毫不妥协，当机会出现时，他们绝不放过。 公元前264年后的两个世纪中，和平变得异常珍贵，没有超过十年的和平时期。就参战人员而言，据布伦特(P.A.Brunt)估算，从汉尼拔战争到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半个世纪中，约有10％甚至更多的意大利成年男性年复一年地投身战场，(36)这一比率在公元前1世纪增加到每3名男性中就有1人置身战场。当时士兵入伍没有规定的服役年限，一场战事延续多久，他们就要服役多久。军队的规模也根据战事的危急程度而有变动。公元前2世纪早期，所有公民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军中平均服役7年。(37)共和国最后两个世纪战事连年，这时，罗马公民列身行伍的比例颇高，服役时间在前工业时代的所有国家中也是最长的。(38)这些都说明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罗马人表示赞同，文献中也鲜见反对意见，即使偶有异议，也只存在于战略战术等细枝末节上，而不是对战争的合理性存有异议，他们觉得以武力建立帝国理所应当。 罗马史学起步于公元前3世纪末，中期共和国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由于文献资料付诸阙如，无法根据同时代的相关论述分析当时罗马人的帝国观。但由全民动员、同仇敌忾视之，罗马人的扩张精神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鲜活的事实比文字论述更具说服力，更利于洞察罗马人对国家扩张的支持程度。罗马社会各阶层都决心让其他国家服从罗马的统治，他们认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才是罗马图存强大的最佳途径。罗马的战事之所以旷日持久，就在于民众的坚持，在于民众对光荣的向往。(39) 从公元前3世纪到前1世纪早期，罗马的影响力突破了意大利半岛，逐渐覆盖整个地中海地区。如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乌斯在《通史》开篇中所言，几乎整个世界都收归罗马的统治之下。(40)这一发展首先被看作是权力的扩展，而不是占领领土的增加。的确，罗马有时把某地长期指定为行省的做法要比罗马士兵首次踏入该地区的战事要晚得多，譬如罗马在公元前241年从迦太基人那里攫取西西里岛，公元前238年攻取撒丁岛，但罗马的大法官从公元前227年才被定期派驻到那里。西班牙的情况类似，尽管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一开始西班牙便是一个provincia，但从公元前196年大法官才定期被派驻到此行省。(41) 理查德森(J.S.Richardson)认为，从罗马人用以描述自己军事活动和政府结构的语言来看，他们所谓的统治与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兼并和殖民没有关联，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如何控制其他国家或民族，或者说他们的帝国要从利用权力施加控制的角度来认识。这并不意味着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不是帝国主义者，抑或他们对其他国家或民族采取防御性政策。但，他们所看重的是罗马人的权力或统治，尤其是以将领开展战事为突破口壮大国家实力，因此帝国的形成也并非以兼并领土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帝国主义和随之产生的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这个阶段还迥异于以建立一片世界性领土为目标的帝国，或者说不同于帝制时代罗马皇帝所统治的帝国。(42) 罗马人在很长时间里体认到的是一个权力帝国。在这个权力帝国中对其他地区和族群的统治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控制方式又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公元前396年攻破维伊后将之归入罗马土地(ager Romanus)，这属于直接统治。罗马利用公元前338年后重新组建的拉丁同盟对拉丁人进行间接统治，一些从前的同盟者并入其中，一些仍在法律上保持独立。罗马以这种拼杂的统治方式实现了对邻邦的控制，获得了所需的兵力资源，从而有能力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征服意大利其他地方。 以强制弱是古代国家生存竞争的通则。罗马人在对外战争问题上团结一心，这才能解释何以有如此众多的罗马人投身战争，却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哗变。恰如一名雅典使节在斯巴达人面前的讲话所言：“如果我们接受一个献给我们的帝国不放手，我们没做与人性相悖的异乎寻常的事，因为我们将受到恐惧、对尊重以及收益的期待的强力驱使。我们也不是这一做法的首创者，强者应该统治弱者，那是永恒的法则。我们理当强大，在你们看来也一样，至少在你们把私利和正义的言辞合而为一之前。”(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