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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尔说，他想到的最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线索应该是人类的生物学遗产，例如从人类的出现至今人类大脑的神经生物学演化。人类的大脑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深度史学的叙事可以以其神经生物学的演化为线索讲述人类出现以来的故事。斯迈尔和施略克在《历史学及其“前”》一文中为这样的史学叙事设定了两个标准：首先，分析趋向和事件的方法不能预设它们乃是什么开端或者顶点；其次，任何主题都不具有超自然的优先性，诸如自由或者人类能动性的增强或者道德进化，也没有什么趋向一定要和逐步增强的社会复杂性联系起来。在人类大脑外，“食物、亲属关系、生态系统、语言、迁徙、商品、宗教、能量消耗、身体等都可以用类似的概念和框架来处理”。前面提到的《深度史学：过去与现在的建筑学》论文集便是由二人组织并邀请世界范围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试图遵循这样的原则来分别处理这些主题。 深度史学至少在理论上为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框架。在2012年发表的《超越长时段：深度时间中的人类历史》短论中，斯迈尔更提到深度史学的实践有助于为被剥夺者书写正义，将人类的过去从权力的扭曲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更有自我批评意识地思考现状。这也是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心声，是史学精神的表达，体现着深度史学的另一种“深度”。 然而，至少从《深度史学：过去与现在的建筑学》论文集的各篇看来，深度史学也体现出一些问题，或者说面临着实践中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展示出深度史学思路上的偏颇之处。正如斯迈尔和施略克对当前史学的反思所体现出来的那样，深度史学的思考主要是在史学叙事的层面。他们对浅层史的质疑和对深度时间的重视与其说是对史学研究的改造，不如说主要是叙事方式的转换。尽管他们对长时段的史学叙事中的目的论风险有所敏感，在以不同的主题为线索讲述深度史学的故事的时候，深度史学事实上仍难以避免它所批评的目的论倾向。只是这种目的论更为隐晦或者间接而已。如果说以前述人类大脑、能量消耗、身体、食物、生态系统为线索的叙事尚能因为并不特别强调故事的连续而目的论倾向不明显的话，以人类的迁徙、人类语言、亲属关系、商品和宗教为线索实在极难做到。这些主题词的提出，已经前在地赋予事件目的性和方向性。 毕竟，史学的主要任务并非仅仅是变换方式去讲述已知的过去，而主要地还是去认识未知的过去，为此史学必须有其认识论、方法论，甚至本体论基础。在哲学基础的层次上思考不足而过多将精力放在对叙事方式的矫正上，这是深度史学值得注意的缺陷。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