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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修远的史学之路使我时时产生无尽的追忆。1959年，我报考南开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的研究生，得益于历史学家王玉哲先生的指导与教诲，奠定了我在古文献和夏商史方面的研究基础。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协助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刘起釪先生一同参加。自此之后，我就决定要与中国古史、《尚书》研究打一辈子交道，这成为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 走上《尚书》研究之路 我在中华书局整理《尚书》有两年多时间，负责整理“商书”5篇。其间，我不仅得到实际操作的机会，又能直接聆听顾先生的教诲，深受教育，难忘的有三点。 第一，顾先生教诲我们，做学问要善于从各种见解中汲取有益成分。他要我与刘起釪不断向王力、陈梦家、夏鼐等相关专家求教。比如为探讨宋代学者对《尚书》的解析，我们拜见了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为弄清《尚书》中有关礼乐的内容，我们拜见了音乐史专家阴法鲁先生。顾先生要我们虚心听取各位大家的意见，不放过任何有益于《尚书》整理的地方。 第二，顾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其言传身教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模。他自著的《〈尚书·大诰〉译注校评》于1963年就已脱稿，大约30万字，中华书局已确定出版。突然有一天，他让我把书稿要回来，说是有一个小问题需要修改，改后我又送到编辑部。如此反反复复，这部书就这样拖下来，至今稿卧，未能面世。 第三，顾先生做学问锲而不舍，学术建树从不故步自封。顾先生是“古史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史辨”派的主要观点在当时背景下有其特殊意义，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顾先生晚年并没有停留在“疑古”阶段，而是不断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例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改变了早年形成的若干关于夏代和大禹的看法。 总之，顾先生做学问具有博大的胸怀，他那锲而不舍、包容求真的品德，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我毕生的治学之路。 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最为久远的历史文献之一。然而，《尚书》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缺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 这些情况使得许多基本问题难有定论。 在我看来，只有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准确解释其内容的实质，正确地判定其制作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尚书》各篇章的史料价值。例如，《尧典》描写的现象虽然斑驳陆离，但从中仍能看出尧舜时期氏族制度趋于瓦解、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印迹。《禹贡》中与我国古代经济、地理等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应该受到足够重视，不能因为它成书较晚而抹杀其原始素材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全盘视为夏代的信史资料。 当前的《尚书》研究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译注与综合性著作，二是专题研究。关于前者，《尚书》译注出版了多种本子，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是目前最详尽全面的今译今注本，为《尚书》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资料。综合性研究著作也不少，例如，刘起釪的《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等对《尚书》的历史演进及诸多版本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关于专题研究，涉及《尚书》源流、各篇的制作年代，《尚书》中有关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礼仪、习俗、法律、语言、文学，以及《尚书》中文献资料与现今发现的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关系等，可以说内容丰富、成果众多、方法多样。把新材料与《尚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近年来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来不断公布的“清华简”，更为《尚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诠释，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传世《古文尚书》之不伪，还可对《尚书》进行修正与增补。与此同时，包括《尚书》在内的古书的流传情况极为复杂，“清华简”的问世也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之一，很少有神话色彩，可信度较高。过去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政治和礼仪方面，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考古成果的增多，人们逐步注意到它也有助于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古代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新史料推动古史研究 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共称世界最早的“三大文字”。甲骨文对商史的研究不可或缺，可惜大都为占卜文字，语句较短，且许多人名、地名需要破译。同时，甲骨文绝大部分是盘庚迁殷后自武丁时期开始的文字记载，对商代前期的历史提及不多。自1928年第一次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开始，人们一直十分重视殷商考古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殷商时期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极大推动了殷商史的研究。历史文献为考古学提供了基本线索，考古学则证实了某些文献的可信，向人们展现了殷商时期更多的社会面貌。 新旧史料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目前，古史研究涌现出很多新史料，特别是日渐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和出土文字材料极大地推动了古史研究，这些新材料经过辨伪、考证，可以与传世文献一样成为还原历史真实的基本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新史料需要慢慢消化，它最终要被纳入“旧”的史学体系中，再重要的考古发现也不可能独自“重建”古史，而那些新出现的古书则需要我们几代学人甚至几十代学人去解读。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在学界引起一些争议，其实对这一提法不必过度解读。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讲，疑古态度是需要秉持的，恐怕永不应放弃。若说要消除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那自然是应该的。“信古”、“疑古”、“释古”在一定语境下是三个阶段，而“疑古”与“释古”在研究过程中又是并行不悖的。 重视整体性和长时段研究 总体来说，当代先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可谓异彩纷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整体性、长时段的考察不够，现在的研究一般都是小题目，尤其是在各种细致考证基础上完成的大文章还很少见。二是理论创见不多，轻视理论是当前史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而先秦史领域本该是一个理论创获丰厚的地方，特别是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理论的支撑尤为重要。三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度不够，这或许是学养不足导致，或许与治学态度有关。 有鉴于此，我对年轻学者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第一，要打好坚实的基础，学习先秦史、考古学、文字学等，汲取相关学科的前沿成果，这是研究的基本功。第二，年轻人思想敏锐，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有所创新。例如，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先秦社会经济的研究，关注近年来兴起的环境史、社会史。第三，要注重新领域的深入挖掘。例如，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之间有无相互影响（哪怕是间接影响），世界各国对古代文明的考古成果与先秦史研究有无相互参照之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跨学科、多学科的思维和方法，也是研究者最有可能取得新收获的新领域。如何使古代文明研究更上一层楼、开拓新局面，是年轻学者应该肩负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