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中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创业、建设的历史，是经过曲折、挫折，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开拓前进的历史。只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把握共和国历史的本质，才能总结和概括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国际大背景中发现和总结其成因与得失，是对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进行分析评价的重要依据。同时，详细地占有资料，对事件和人物逐个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是写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伟大相称的信史的重要前提。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 本质 国际形势 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是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几乎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与编纂工作开始被提出。随后，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编撰出版，这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系统工程。该丛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系统的资料，集中反映了部门、地方、军队整理史料、研究建国以来历史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6月， 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编写、研究国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该所成立以来，在国史编研的实践中，对国史编研的原则、方法和基本要求，也有了一些认识。主要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遵循历史决议，丰富和充实历史决议；注视现实，放眼世界；把握国史与党史的联系与区别，体现国史的基本要素；通过查档、访问，充分占有史料，深入研究重要的事件、人物和理论；不溢美、不掩过，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写好人物，人物与事件结合，人从事出；叙述为主，适当议论，论从史出；雅俗共赏，生动感人。 本文讨论其中三个问题，不妥之处请同行批评。 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研究、撰写好国史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研究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指导思想。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许多论断、概括和阐述，对建构国史的框架，叙述共和国的历史，评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卓越的理论创造和伟大的实践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写好邓小平，是写好国史的一个关键。 结合国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讨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握共和国本质，其意义十分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48年历史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了回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决议作了基本估计：“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48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巩固、发展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创业、建设的历史，是经过曲折、挫折，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开拓前进的历史。新中国48年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近几年来，有一股思潮，有人概括是“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这股思潮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说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且一直否定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说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混战，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追溯到戊戌变法，批评谭嗣同是政治激进主义先锋，此后一系列革命都是错误的。说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夷夏之分，反对一切外国进步因素，而琦善是主张开放的进步人士。太平天国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曾国藩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和主流。甚至说袁世凯开放的文化政策培育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毛泽东。如此等等。这些反历史主义、反爱国主义的论调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也是一种沉渣的泛起。 解放前就有一批人是这样来讲中国近现代史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名叫蒋廷黻。此人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他当过大学教授。他讲鸦片战争，就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认为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曾、李、左要是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样观点的一些学者还认为辛亥革命是可有可无的，至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破坏作用。 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一个原因是由于对近现代历史本质的认识有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近现代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认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从对近现代历史本质的这种认识出发，得出否定革命的错误结论就是必然的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首先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工业化的强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对蒋廷黻这样一类人来说，更有他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就是以肯定改良主义来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今天“告别革命”论的鼓吹者是对这种历史观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巩固、发展的历史，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呢，还是仅仅是建设现代化的历史？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坚持国家独立和主权，保持民族尊严的现代化。他们把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去掉，只讲现代化；不要社会主义，以此来批判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得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团漆黑，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这同样不单是一个学术问题，鼓吹这种观点的人中有的人是有意要为“西化”、“分化”制造舆论的。 我这样说，是不是认为我们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可以掩饰我们的失误、错误、挫折以及失败呢？就可以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呢？就应该只说好处不说坏处，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呢？当然不是。如果那样，也不是历史主义的，也不能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会被敌对势力大做文章，使我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怎样把握历史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写好国史，问题比较多地集中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前十七年、尤其是文革前十年的评价上，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若干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小平同志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深刻分析错误，对正确和错误、成就与问题都作了辩证分析，对“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从局部到全局、两种趋势的斗争与反复等）作了具体分析，把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和对探索中的发展前进统一了起来，把“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与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但并不是说这20年的历史就是“左”倾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受到影响，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最终从错误和挫折中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应该说，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最终从“左”倾错误中走上正确道路的历史。90年代以来，党史和国史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下面说一说对“前十年”和“‘文革’时期十年”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 关于前十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分析了八大以后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一个是错误的趋向。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通过研究作了两点补充。其一，正确的发展趋向即使在文革中也并没有完全中断，1975年的整顿就是上承60年代前期的调整，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的，其二，两个发展趋向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就中央领导层来讲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就前十年的发展阶段来说，通过研究作了二年、三年、五年的划分。头两年（1956—1958），是全面建设开展的两年。头开得很好，不久开始发生错误。1956年召开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初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经济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11月莫斯科会议，苏共处境困难，中国共产党威信很高。1957年《莫斯科宣言》草案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多修改，苏斯洛夫建议草案由中苏两党联合提出。这时苏共、赫鲁晓夫的威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低落，毛泽东说服各兄弟党还是要以苏为首。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开始出现。1958年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犯了左倾错误。一方面是干劲冲天，要改变面貌，超英赶美；另一方面搞高指标，瞎指挥，到处刮浮夸风、共产风。主要是急于求成，不遵循客观规律，想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结果破坏了生产力，成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中间三年（1959—1961），是遭受严重困难的三年。三年困难时期，指导思想有曲折，不是一直线地错过去的。1958年秋冬觉察有问题，两次郑州会义（1958年11、1959年2—3月），中间的武昌会议（1958年11月—12月），直到庐山会议前期（1959年7月）， 都提出并进行纠左。庐山会议后期从纠“左”变成反右。会后开展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左”的错误越发严重，又加重了经济困难。为克服困难，纠正错误，1961年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亲自带头搞调查研究，然后召开会议，调整政策，制定条例（人民公社60条、工业70条等），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了转机。后面五年（1962—1966），是调整、恢复和发展的五年。有两种说法，通常讲三年调整，1963—1965；我们把部署调整的1962年和1966年“文革”开始前一段一起算在里面的。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接着是西楼会议，贯彻调整方针，制定各种条例，进行甄别平反，纠正“左”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取得很大成绩。1962年，邓子恢、田家英进一步提出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主张，引起毛主席的不满。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左”的错误又发展进来。“四清”运动、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学术批判，到“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派”，“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但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左”的错误还没有支配全局。在经济领域还是继续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经济还是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前十年的总的评价，历史决议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这个结论是客观公允的，是实事求是的，对国家史也是一样适用的。对于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动摇。 关于“文革”时期十年 首先要明确，我们写的是“文革”时期十年的国史，而不是“文革史”，不是关于“文革”的专史。“文革”和“文革时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十年“文革”的历史并不就是“文革时期”十年的国史，它无法代替、包括“文革”时期十年的各个方面。当然它对各方面都有影响，有时，有的方面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区分“文革”和“文革时期”。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文革时期”十年的历史，提出做了三件大事。“文革”是这十年间的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遍及全国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文革”毕竟不是这十年间唯一的大事。这十年间作为国家的历史，还有经济发展和外交突破两件大事。“文革”这个主要事件不能包括和取代经济、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历史。况且，在“文革”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大革命的力度有强弱轻重之分，对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有大小多少之别。所以，在研究和叙述1966—1976这十年共和国历史的时候，不能把“文革”和“文革时期”等同起来，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不加区别，就很难全面地反映这十年的历史。 就“文革”来说，它是一场内乱的历史，同时也是一场斗争的历史。从“文革”发动之日起，党内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文革”错误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干部和群众的共同斗争，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也随着斗争的深入而趋于怀疑和抵制。这十年间发动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毛泽东本人，也在不断自省中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一些失察和错误。他不仅制止和纠正了一些具体的错误，而且关键时刻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权力。“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文革”十年内乱最终以1976年10月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文革”十年时期的经济 应该指出，“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生活很少改善，同发达国家之间拉大了差距。同时也应看到，在“文革”时期的十年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受到影响，但没有停顿，一直在进行。在这十年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后期重申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贯彻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三五、四五计划，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十年间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都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石油工业、铁路建设、舰船制造、农作物育种、氢弹试验和卫星发射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开始有计划地、较大规模地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对外工作方面 较快地纠正了“文革”初期的冲击带来的消极作用，下力气恢复了外交工作的正常秩序，同许多国家及时地修复了外交关系。在“文革”中，毛泽东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来自南北两面的压力。他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日建交等重大突破，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从国际大背景看国史中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改变着全球的战略格局。中国影响着世界，同样，世界也影响着中国。我们的许多重大决策是据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作出的。所以，有些重大的决策和事件，一定要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才能说得清楚，才能作出确切的评价。现就三大改造和三线建设这两件事情讲一点看法。 关于三大改造 1981年的历史决议讲：“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历史决议也指出了三大改造的毛病，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逐步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和发展。这样，就发生了三大改造必要不必要的问题。有些人就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章作了很好的分析，认为讨论问题要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里面，不能用后来变化了的情况下采取的政策来否定前面的历史，论证了当时实行三大改造的必要性。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讲，实现工业化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为此就必须进行三大改造；从巩固政权的角度讲，实现国家政权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进一步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需要进行三大改造。此外，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关系，可以从国际背景上作出解释。那就是在朝鲜停战以后，特别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一个估计，现在出现了一个战后的休战时期，我们要抓紧利用这个时机，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工业化需要粮食，这就要求切断资产阶级与小农的联系，要求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提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要求。要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更好地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加快改造的要求也提出来了。当时资本家为什么愿意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中有一个原因同国际形势有关，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切断了许多资本家同国外的联系，把他们在国外的市场搞掉了，零配件没有来路，资金没法融通，逼得他们只好投奔人民政府。所以，加快三大改造的步伐有它的必然性。不仅毛泽东在当时必然要选择这条路，就是中国的大多数资本家也只能走这条路。 关于三线建设 对三线建设怎样评价？长期以来有不同的看法。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三五计划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原来确定把“吃穿用”作为重点），把重点放到加快三线建设，对不对？二是三线建设的得失如何？ 历史决议对此没有直接论断。80年代中期基本否定的意见公开说得多些。江泽民同志于1991年4 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时明确给予肯定，他指出：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刘华清也说，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8月出版）讲三线建设的布局是“从备战的角度考虑经济建设”，“ 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从三五计划的制定专门论述了三线建设。他肯定：“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问题，应该说作出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中国周边的形势趋向紧张，面临多方面的明的和暗的侵略威胁。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处在南北夹击、甚至可以说是四面包围之中。在南方，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在北边，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同我们的争论激烈，从对我攻击发展到公开论战。此后，苏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向蒙古派驻军队，摆出对我进攻的架势。此外，1962年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武装走廊”。1962年10月，进行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恢复了被印度军队侵占的中国领土。但边界挑衅的威胁依然存在。在这样严峻的战争威胁之下，国家的安全自然成为领导人关注的中心。而我们的工业布局对于防御战争非常不利。我国的工业集中在东北和华东，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的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还有25个50万到100万人口的城市， 大都在沿海。从军事经济学角度看是十分脆弱的。东北的重工业几乎都在苏联轰炸机1小时航程和中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之内； 以上海为中枢的华东工业区全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和以台湾为基地的空军面前。一旦发生战争，受到攻击，桥梁道路中断，人民生计都成问题，根本无法保障战争物资的后勤补给。所以，根据当时的形势，把建设重点放到后方，放在国防工业上是正确的。 对三线建设持批评态度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对那时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准备早打、大打，以至打核战争，但事实上没有打起来。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 第一，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再进一步说，在那时四面合围的情势下，你有把握说他一定不会来打我们吗？我们总不能把国家的安全押在他不打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真的“狼来了”，怎么办？ 第二，1965年我们开始进行三线建设后的国际形势、周边形势还是进一步加剧的，而不是缓和了，不能说估计没有道理。 第三，我们的准备对遏制战争、保卫国家安全是起了作用的。我们拥有了氢弹，拥有了发射、运载的工具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战争打不起来的一个因素不正是我们有了准备吗？ 第四点可以联系得失来讲。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薄一波的书中列举了主要的重大成果。1967年：第一颗氢弹。1968年：胜利油田，东风号远洋轮，南京长江大桥。1969年：6月，冶金、煤炭、 电力、化工、建材等五个部门63个项目建成投产。8月， 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建成投入运营。1970年： 从各种工业门类来讲。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重点企业和基地；在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一批铁路（10条干线，新增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55％）和公路（新增2278公里，占全国同期55％）；在国防科技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一大批尖端科技研究试验基地（常规武器近一半，电子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航天96个项目，还有船舶工业科研基地，到1975年三线军工生产能力超过一二线）。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科技的进步。现在军工转民用，作用十分显著。西南三线的四川是个突出的例子。经过十年建设，已经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它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享誉海内外。高强度的、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有一种长期效应。其效益经过一段时间更能显示出来。 问题的焦点在于，投入和“产出”比，划算不划算？ 从经济学角度看，上面说的这些情况说明，虽然有钻洞等造成的浪费（约15％左右），总的说来，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是划算的。如果从国际背景来看，联系维持中国的安全和战略地位来看，更是划算的。这就是我们上面接下来要讲的第四点，三线建设维护了国家安全，对中国取得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发挥了基础作用。应该承认，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较高的代价。但是，在与世界超级大国的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集中表现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两场战争中，也表现在中苏边境、中印边境、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战争的结果是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了领土的完整不受侵犯，而且在斗争中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了保持和取得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三线建设上付出的代价，比我们的对手要低得多。我们对手在这一场角逐中，付出了高于我们十几倍、几十倍的代价，但并没有占到上风，以至完全失败。比较而言，我们是以较少的投入，取得了较大的效益。 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写出新意 国史是一门新学科，虽然已经有了许多材料，许多成果，但从写出一部站得住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伟大相称的信史这个要求来看，还是刚刚起步。通过查档、访问，详细地占有材料，对事件和人物逐个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是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别人还没有提出的问题，才能解决别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才有可能见人之未见，写出新意。 经过这几年的学习、调查、研究，对有些问题，我本人和我的同事有些收获和心得。这里举几个大小不一的例子来说明。 一、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前，毛主席8 月到南方巡视打招呼，究竟是哪一天出发的？一般的说法是 二、1975年的评《水浒》是不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通过我们那里有的同志研究，认为不能那样说（文章登在《文艺报》上，《新华月报》1996年第2期转载）。 首先，毛主席 第二，江青 第三，从此后邓小平继续加快整顿步伐的事实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胡乔木说过，毛主席的不满首先是对科技、教育整顿不满开始的。而文艺调整是毛亲自主动提出的，所以，评《水浒》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确切的。江青等人此后也把主要的力量放到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上去了。 三、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动因、目标和结束的问题。 在党的十大（1973年8月24—28日）以后， 为什么中间插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搞到1974年10月才重提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批林批孔运动的动因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一般的说法是：第一，毛泽东早就想批孔。 一个运动的动因、目标、内容是多方面的，进行过程中也会有发展变化，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集团，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也并不是一样的。上面说的这两点，当然都是对的。但我认为又是不完全的。用上述两点无法回答以下这些问题： ——为什么十大之后没有按预定计划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十大以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这是周恩来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已经宣布了的。 ——为什么在1974年1月通知搞批林批孔之前，1973年12 月来一个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讲话讲得那么严厉，还把在十大上提拔上来的一位领导人调出北京，还说总政治部主任就不要当了吧（就这样免了职，后来由张春桥担任）。 ——为什么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首先在军队发动？（派迟、谢等向防化连、南空送材料， ——为什么1974年8月毛泽东又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后即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了。 可见，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深入批林”是要继续查清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当然，毛泽东和江青集团的用意是不同的。毛是既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又要力求稳定局势，不生动乱，所以他在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同时要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他批评周、叶也没有将他们整垮之意（帮周会后称赞周而批评江，关于不要批走后门的话就是在叶自我检讨信上的批示）。继续清查主要是弄清情况、团结同志。江青集团则利用批林批孔变本加厉地整军队干部，企图夺取军权。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整叶帅和军队干部，同时还要组建所谓第二武装，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 除上面说到有一些情况外，还有这样一些事实： 据说，发现了刚被提拔的那位领导同志的什么材料，“四人帮”就说他是跑到林彪那里去了，甚至说是“上了林彪的贼船”了。（ 在钓鱼台成立了两个专案摊子，王洪文抓，郭玉峰管，专门整一些军队领导干部的材料，于7月上报。 8月，开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被审查对象检讨， 空气十分紧张。 邓小平同志乘陪同外宾见毛主席的机会，报告了会议情况。毛主席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不要搞得那么紧张。8 月下旬再次开会时传达了毛主席的几次重要讲话。毛说，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重申：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还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表示欢迎。同时指出，对某些同志，要看几年。省军区也要调整。对今后的总方针，毛主席作出指示，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在毛主席的八月指示下，第一个直接的效果是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 由此可见，毛主席的八月指示十分重要，是带有全局性、转折性的指示。其意义是：一、八月指示对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开展的批林批孔中的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实际上宣布了运动的结束。可以看作是批林批孔的基本结束（或进入尾声）的标志。二、八月指示打碎了“四人帮”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大肆放火烧荒，搞乱军队，妄图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预谋，也打乱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党夺权的部署。 所以，批林批孔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发现军队领导干部中有尚未搞清楚的问题。江青集团加以利用，放火烧荒，搞乱军队，是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八月指示以后，批林批孔就基本结束了。斗争又围绕四届全国人大和“组阁”等来进行了。 共和国史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一起来做好这件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工作。
转自《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01期第46～53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