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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翰老给了我多方面的教诲和帮助。他肯定我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方向；鼓励我进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并且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回答农村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还谈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纵览中外历史，权衡得失，探究富民强国之方略；二是注重实证，启示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和公民意识。20世纪30年代翰老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农村经济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他特别向我介绍了无锡、保定地区的农村调查，而且对这批资料未被充分利用深表遗憾（曾有分析报告被国民政府扣押，后遗失），希望有人继续做下去。[2] 记着翰老的嘱托，90年代初以翰老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我申报关于清苑11村研究为课题的国家项目并获得成功。利用大学暑假和寒假，我两次带领课题组赴冀中农村，沿着当年陈翰老的调查路线，挨村进行入户核实、调查与比较。前后共走访了11村、100家农户。当时经费有限，为节省开支和时间，我们课题组就吃住在乡村招待所，有时工作到天黑住处还没有着落，就住在大车店或借宿老乡家里。那时还较年轻，吃得起苦。经若干年写成《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比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扉页上写道：“献给陈翰笙先生，我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幸运的是，翰老欣慰地看到了这本小书的问世。 翰老还给我出过一个题目，可是至今没有完成。当时他对继续推动农村改革问题非常关心，时常忧虑我国有限耕地未能有效利用的问题，忧虑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时隔二十多年后即当下所讲的“土地确权”，让农民分享土地产权带来的利益问题，可见翰老眼光之远大、之犀利。有一次翰老对我说，你来写一本书吧，书名叫《中国农民的地权问题》。“地权”这个词是旧时代的一个词汇，现在很少使用了，所以印象颇深。这个话题大约在80年代晚期。当年就采取了行动，为此找到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同辈学者蔡昉同志，他当时是我相熟的一个朋友。记得我们谈后一拍即合，立志携手完成翰老的命题，一起拉下提纲，分头做起来。写完一部分就交换，所以蔡昉的一部分手稿至今还在我手里。怎奈后来各自忙碌，时过境迁，此事终未果，甚为遗憾。 翰老时刻关注着中国农村的改革事业。他喜欢剪裁各种报纸作为资料，通过陈洪进先生或者他直接惠寄给我。记得一次是从他家寄出的，内容是苏联农村土地变革的新举措。可见农民的“地权”问题让他朝思暮想。翰老还念念不忘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前途。1990年我去英国，他和陈洪进先生为我提供了在英国的多种交往渠道，有的在牛津剑桥大学，有的在社会团体或企业高层。在英国时采访他们，使我感到陈翰笙的名气似乎比在国内还大。有时对方一时想不起，但是一提“Gung Ho”(工合)，他们马上就想起中国人陈翰笙、宋庆龄，当然还有路易艾黎和斯诺等，原来由于这些人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 作为一个外来词已经融入英语，意为“合作、同心协力”。在翰老的指导下，我在英国的合作运动社会调查（包括走访一些企业和超市），使我进一步认知人类社会的繁复性和多样性，即使英国这样老牌西方国家，当下仍然保留着一定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且富有活力。至今保留着这一期间翰老与我的通信，有的长达数页。他指导学术研究，也相当关心你的日常起居，例如会问你“你现在的寓所离学校远不远？你在哪儿吃饭？与你合作的教授如何？……这些我都想知道”。未曾经历的话你难以想象，一个胸怀宽阔思想深刻的智者，待人却如此体贴入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