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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冲突/差异 体现了“真实”的复杂面相 扬·阿斯曼提出了记忆的“历史发生器”观点，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相互冲突/不同的历史发生器（历史发生机制）。如古埃及人持轮回的时间观念，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文化方面的努力，把时间“轮回化”，即把时间变成环形轨道，从而让世界不致陷入一片混乱。他们须通过遵循礼仪仪式和节日庆典规定来保持这种形式。持此观念的人，对宏大的直线历史进程少有理解。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以及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文明则相反，它们以线性时间为根基，认为历史是一串前后关联的事件链条，从创世开始一直延伸到世界的终结。从扬·阿斯曼对记忆的差异/冲突的解释，可以发现，一些所谓记忆的冲突/差异现象，事实上可能是不同文化背景所致。因此，对于所谓的冲突/差异，需要从不同立场去观察。 学者们提出的记忆的冲突/差异概念，展现了记忆复杂的面相。如阿莱达·阿斯曼提出了正确记忆与错误记忆之分。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某类记忆不是忠于现实的（即是不真实的记忆），但却是公众认为的“正确”的记忆。而当确证几乎所有的记忆都有一定的立场后，谁又能保证“记忆的无辜”（即记忆完全真实准确）呢？ 那么，回忆是否如一些人通常认为的是残缺不全、扭曲的，而且充满盲点甚至在记忆中难以鉴定真实。很多史学家认为，集体记忆和撰写历史的过程是对立的，要保持历史报告的科学性，就务必远离回忆的偶然性和建构性。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以自己在二战战俘营的亲身经历，印证了一种“永远都是真实的”烙印式记忆的存在：“有这样一些经历，它们就像炽热的岩浆一样灌进你的身体并在里面凝结。自此，它们一动不动地呆在里面，随时而且毫无改变地听候你的调遣。”被广泛引用的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记忆，就是凭借着气味、味道常驻记忆之中，并成为“无意记忆”的理想类型。普鲁斯特认为，这才是衡量真实的标准。科泽勒克和普鲁斯特互相印证，以身体记忆的形式，说明记忆的真实性是存在的，显然这一“真实”并不是以物件的物质真实性作为基础，而是以情感作为真实性的基础。有学者甚至指出，史学家尤其是有亲历经验的史学家，应该撰写一类不同于传统客观史的历史：将自身经验加入，反而会使得历史更加可信，事实逻辑强于形式逻辑。 值得指出的是，在记忆理论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过去”与“现在”之争。在记忆建构中，到底“过去”和“现在”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者一直存有争论。 社会记忆研究的开山者哈布瓦赫认为，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现在”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框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即人们今天如何回忆和叙述，取决于其目前的境况；“过去”的社会框架则发挥了次要作用。这样一种“现在”和“过去”的序列关系，凸显了“现在”的中心作用。因此，有学者将哈布瓦赫的理论概括为“现在中心论”。萨姆·温伯格甚至极端地理解为：集体记忆跟“过去”无关，它只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状况。萧阿勤等人对此持质疑观点，提出记忆的“拯救者”观点，他认为人们的回忆并不总是受制于“现在”的利益，也在从过去的找寻中确立生命的意义。此外，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区分了反思型怀旧和修复型怀旧。他指出，“过去”是一个相对独立且有意义的存在，并不总是建构“现在”的工具。人们通过追忆过往岁月，以期找到生活意义和价值。 以上关于“记忆是什么”的不同层面的概念争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但正如英国学者麦夏兰在《记忆、物质性与旅游》中提出，记忆研究已经进入“繁荣”阶段，我们身处“记忆井喷”之中，不断遭遇各种“纪念热”。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需要不断提问：我们谈的“记忆”是同一个概念吗？在跨学科背景下，更需要将记忆研究不断引向对记忆基本理论的探讨，以便澄清问题。（习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