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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评论》和《外交史》杂志 如果说专业学会是学术共同体的机构空间，那么专业期刊则是学术共同体的“阵地”，是共同体成员实验新思想、开辟新领域、从事批评、展示集体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对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而言，这样的阵地由《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后文简称《SHAFR通讯》)及由之改版而来的《护照：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评论》(Passport: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后文简称《SHAFR评论》)和《外交史》杂志(Diplomatic History)两份定期发行的刊物构成。 SHAFR创建者们早就认识到创建一份学会通讯对于联络会员、凝聚认同和推动学术的重要性。1969年底《SHAFR通讯》创刊，编辑部设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每年出版两期，每期在28～30页之间。3年后，编辑部迁往田纳西科技大学，诺兰·弗勒尔(Nolan Foeler)和比尔·布林克尔(Bill Brinker)相继担任主编，他们苦心经营，迎来了通讯稳定而快速发展的30年。2003年《通讯》编辑部迁至俄亥俄州，刊名也变更为《护照：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在2011年1月份召开的理事会上，主编米特奇·勒纳(Mitch Lerner)代表编委会提出了进一步将《通讯》更名为《护照：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评论》的动议，认为：一方面现《通讯》发表的文章早已突破了“通讯”的范畴，另一方面目前的刊物定位难以吸引有影响的学者投稿，因此需要变刊名以“明正身、树形象”。(25)2011年9月出版的“Passport”正式采用了“SHAFR评论”的副刊名。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并适应了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日益壮大的现实和进一步突出学术和教学、凝聚学科认同的需要。 目前，《SHAFR评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每年3期，分别在1、4、9月份出版。设有“圆桌笔谈”(Roundtable)、“海外观点”(A View From Overseas)、“理事会会议记录”(SHAFR Council Meeting Minutes)、“信息袋”(The Diplomatic Pouch)等较为固定的专栏，同时发表数量不菲的史学史、教学、现实问题的历史观察、学科状况评估、新开放档案评论等方面的文章。可以说，追踪学术和史料前沿，扩展国际化和多学科视野，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教学研究，注重学科状况评估，以及信息及时公开，已成为《SHAFR评论》的办刊特色和风格。 如果说“通讯”—“评论”的创刊和发展还算顺风顺水的话，学会旗舰刊物《外交史》的诞生则可谓好事多磨，姗姗来迟。1968年学会管理层会议上，创办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的建议就被提出，但当时一些老资格成员出于对经费来源和学术标准的担心，并不十分赞成这些提议。随后的9年间，经一批热心于此的年轻学者的深入调研和多方联络，1977年冬，《外交史》杂志创刊号终于问世。杂志创建初期正值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学科“长危机”，(26)稿源有限，优秀稿件更是凤毛麟角。即便如此，杂志的前三任主编阿明·拉帕波特(Armin Rappaport)、孔华润(Warren Cohen)和乔治·赫尔林(George Herring)始终坚持用稿的高标准，宁缺毋滥。这为《外交史》杂志较快走向成熟和赢得广泛尊重奠定了基础。(27) 如果说197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性的“文化转向”，为美国外交史学界提供了外部示范和刺激的话，那么，共同体内部，尤其是《外交史》杂志，则为学科创新和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实验室”和“工作坊”。在1980年代，为顺应和推动文化转向与国际化潮流，《外交史》逐渐确立了这样的办刊宗旨：“致力于美国国际史和对外关系(研究)，宽泛地说，包括大战略、外交，以及与性别、文化、族裔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重大问题。它从全球的和比较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各种对外关系；它视野广阔，可满足多学科的兴趣，包括政治科学、国际经济学、美国历史、国家安全研究，以及拉美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和欧洲研究等。”(28)杂志历任主编，从早期的拉帕波特、孔华润、赫尔林，到1990年代的霍根、舒津格(Robert D.Schulzinger)，皆识见非凡、宽容大度。他们富有想象力地开展工作，不断开辟新方法、新领域的发表空间，有助于学术新风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 进入1990年代以来，《外交史》杂志对新兴文化转向和国际史、跨国史取向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除了继续零散却大量地刊发相关文章外，又着力推出系列“专题讨论”(symposium)、“圆桌会”(roundtable)和“特别论坛”(special forum)，集中刊发同一主题的系列研究论文和相关评论。1990年代的专题讨论或圆桌会包括：(1)1994年第1期“文化、性别与外交政策”专题，集中讨论了性别分析在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2)1995年第1期“历史和记忆中的广岛”专题，把记忆范畴引入外交史研究；(3)1996年第4期“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讨了1944-1947年间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权斗争与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的人权政策的关系；(4)1999年第3期的“美国世纪圆桌会(Ⅱ)”，讨论了美国慈善界、非政府组织、娱乐业的海外活动，探讨了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化等课题。(29)新世纪以来包括：(1)2000年6月围绕杰西卡·吉诺—赫克特《美国的耻辱？学术、文化传播与冷战：一项批判性评论》一文，展开了关于美国对外文化政策和研究范式的讨论；(2)2003年第1期的主题为“越南战争的国际维度”，刊发了4位学者基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原始档案的研究论文，多方面揭示越南战争的国际性意义和影响；(3)2008年第5期“论坛：文化转向之后的传记”，探讨了把文化分析的概念方法引入外交人物传记历史写作的问题；(4)2009年第3期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的全球史”，探讨了以全球史视野和概念方法研究现代化历史现象的问题；(5)2010年第4期“特别论坛：工人、劳工与战争：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的新动向”，把“阶级”范畴引入美国外交史研究；(6)2011年第4期“特别论坛：战后美国的秘密文化”，从文化角度探讨战后美国为从事冷战而采取的国内外种种秘密行动；(7)2012年第1期“特别论坛：音乐外交：战略、议程及关系”，尝试对美国开展音乐外交的机构、动因、效果及研究方法进行阐述；(8)2012年第4期“特别论坛：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性别和性”，再次集中探讨了“性别”范畴，并延伸到了“性”与美国外交的关系问题；(9)2012年第5期“特别论坛：把镜头转向电影与对外关系”，开始探讨电影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影响问题；(10)2014年第2期“特别论坛：跨国的一代：冷战时期西方对青年的组织动员”，是对儿童史与外交史、跨国史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30) 以上“讨论”、“圆桌会”和“特别论坛”涉及性别、种族、宗教、阶级、记忆等广泛的文化分析范畴和领域，并与国际史取向和跨国史取向相结合，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帝国主义、现代化、美国化等重大课题，“文化转向”与“国际史”、“跨国史”取向的交叉、融合蔚然成风。如果说入江昭在新世纪初做出的预言——“传统风格的美国外交史正在转变成美国全球史、美国跨国家史和跨文化史”(31)——已经变为现实的话，那么，《外交史》杂志的着意引导，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