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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剑杰 【英文标题】On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Past 80 Years 【作者简介】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80年的思想历程，经过“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思想发展，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两大理论体系。80年中，党取得了辉煌的思想成果，包括分阶段形成的指导思想的成果、逐步发展的哲学思想的成果和融入中华民族灵魂的文化的成果。80年来，党在思想创造工程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实践证明，思想创新要依靠哲学的武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学风，对党内思想矛盾的正确处理，理论队伍的建设和思想家群体的造就。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 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路线 思想历程 思想史 思想创造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它在这样漫长时期内的思想历程，论明党在思想创造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成果，思考和总结这方面的丰富经验，研究和写作“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这对于在今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动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创新工程，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思想历程的分期展开 党的思想历程是同党的实践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党的实践历程的展开及其分期，中共中央有过明确的结论。从1921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党的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49年到如今，则区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注：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党的思想历程是同上述的实践历程相应地展开的。但是，它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因此，它的分期，应当也可以有所不同。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党的思想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过程。思想历程的展开，显然是同这“两次飞跃”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规定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据此，党的十四大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实践规定为“第一次革命”。“两次革命”的提法是对党80年实践历程的进一步的概括，同时，又与“两次思想飞跃”、“两大理论成果”的思想历程的概括相一致。 按照这样的理解，本文把中国共产党80年的思想历程分成两个时期、四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史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引导下，以五四运动为基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努力学习和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研究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探索中孕育生长。由于党在思想上的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又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党在实践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遵义会议之前，党甚至陷入严重的困境。第二个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遵义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指导意见，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及其之后，党在思想上先后实施了四大工程：其一，认真总结前十四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毛泽东更以深邃的眼光从哲学上从事这种总结工作，撰写了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之标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其二，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面向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以指导持久战为内容的科学的军事思想，以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内容的深刻的政治思想，以指导军民大生产和抗日战争财政经济工作为内容的新鲜的经济思想，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内容的杰出的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形成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体系。其三，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全面界定和论释“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随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党史讨论，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分清了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主要代表的党的正确思想和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的界限。其四，在1945年4月-6月，召开了党的“七大”，刘少奇作了《论党》的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界定了毛泽东思想，阐明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据。这个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大会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写入党章。正确思想是来自实践的，但它一经形成并成熟，就成为实践走向全面成功的根本性保证。从1945年6月党的“七大”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十一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四项辉煌的胜利，实现了民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质变。 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史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第一次革命”成功了，具有全新主题的“第二次革命”的任务放在了党的面前。由于革命胜利的出乎意料的迅速到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任务思想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从而重新进入了一个探索阶段。一是对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了探索，二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对如何规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及如何实现这一中心任务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探索。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物极必反。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成功地推进了新的四项思想工程：其一，坚持实践标准，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这条思想路线和我党“走自己的路”的传统，邓小平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命题。其二，党对建国以后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肯定了党的成就，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于1981年6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其三，在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引导下，全党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党务方面进行了探索，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四，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十五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推进了党的思想创造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这四项工程在逻辑程序上与1935-1945年十年中党的思想工程几乎相同，这说明：从付出代价的探索到思想的逐步成熟，从哲学先导到各学科理论研究，从思想路线的端正到政治路线的完善，从一个思想体系的创造到全党对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地位的确认，这是党的思想史上的规律性现象。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是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分阶段推进的。每一个阶段，又都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围绕党的任务，进行理论研究，决策探索，确立党指导该阶段实践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又是按照客观的需要而多方面展开的。为此，党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在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政治思想更显突出；在建设和和平发展时期，经济思想占了中心位置，更重视文化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有多种学科作为学理基础，广泛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现在要研究的是：贯通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思想领域、各门理论学科之中的总体性的主题是什么。党的思想史不能肢解为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军事思想史，而应首先把握围绕主题展开的总体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研究思想史的各个分支。 1.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80年的活动，前期是革命，后期是建设，贯穿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主题是一个：这就是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扫除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推翻保护这种制度的政治统治力量，实现生产力的解放，而与此同时，又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力，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支持长期艰苦的革命和革命战争。在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但为了这个目的，也要继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实行改革和开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党的一切思想、一切政策、一切努力的落点。 2.理论主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因此，党的思想创造工作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党的初创阶段，李大钊就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有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经过了此后实践的考验，才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党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这本身就是思想上的决定性进步。党又认识到：这种“中国化”在内容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其运动，总结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规律，构成相关的科学理论。形式上则是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语言，陈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 3.价值主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活动，我们过去侧重讲它的科学性、真理性，要求正确反映中国的国情，要求尊重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要求靠实事求是吃饭。从现代哲学的视角去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活动，还有它的人文性、价值性，要求尊重人的价值，要求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要求为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奋斗。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克服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批判了“文革”中践踏人的尊严的罪恶行为，平反了冤假错案，摘除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恢复了人的尊严。党决断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历史水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地位，强调发扬人的个性，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与此同时，党又明确了包容个人本位的人民本位的价值观，制订了“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价值方针，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4.批判主题：思想创造活动与思想批判活动总是相应地展开的，一则“立”，一则“破”，或“破”而求“立”，或“立”而图“破”。这是因为在思想领域内，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批判的矛头指向把马克思主义结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又是靠经验主义的支持而得势横行的，所以，同时必须批判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但重点是批判教条主义。在当今的条件下，还必须批判对来自西方的各种学说、思想、主张搞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的倾向，可能是“左”的，也可能是右的。被他们崇拜的东西如果是“左”的，他们就跟着“左”，如果是右的，他们也就摇身而变成右。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对我党说来，“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思想历程的辉煌成果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实践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史诗般的进程；与之相应的思想历程是丰富多彩的智慧积淀的进程。围绕着对上述基本主题的解答，党创造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宝库，把中华民族思想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分阶段形成的指导思想方面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汇合成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展开为相应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党的建设的思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矛盾命题的确立，关于“这种革命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特殊道路的开辟，关于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中介性判断的建立，由此而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制订，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决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原则的三者统一的建设规律的发现。毛泽东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概括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思想创造。（注：参见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党所表现的认识中国这个东方特殊大国的复杂国情的认知能力，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的创造精神，制订和实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奇巧战略和策略的智能谋略，忠于祖国和人民、勇于自我牺牲、百折不挠奋斗的坚韧品格，显示出在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的园地中，一旦灌输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的甘泉，将会开出怎样美丽的精神花朵啊！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党的思想创造工作围绕着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生动活泼地展开了。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全党继续探索。在东北工作的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理论，此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补充，成为当时中央的共识。（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对于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建国之初全党有比较一致的认识，认为“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转入社会主义。（注：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此后，在不断变动着的实际情况下，中央又作了新的探索。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注：刘少奇：《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强调了这一社会阶段的相对稳定性；毛泽东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每天都在变动”，强调了它的过渡性。综合各方面的认识，最后形成“逐步过渡”的思想，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针对后来发生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分简单划一”的错误，人们想起许多同志在前前后后提出的许多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卓越的思想。包括毛泽东在1956年冬提出的，要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实行一段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也包括陈云在党的“八大”提出的，“国营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中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注：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个被称为“三个‘主体’、三个‘附有’或‘补充’”的理论，比之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如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指出的，在这一段党史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则是‘左’倾错误的发展倾向”。（注：参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第411-412页。）两个发展趋向交织起伏，展示了探索的曲折进程。党在思想创造上的成果从正确趋向中来，错误趋向使党付出代价，然而，它也是正确思想的前导。就毛泽东而言，他这一段时间中的思想创造，一是写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书中的基本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企业应当有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的思想，关于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二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关于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思想。在中央工作的其他领导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奉献了重要的思想成果。张闻天是值得特别提出的理论家。他反对了当时党内的“左”倾不良趋向，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见解。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的关系都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先驱。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宣告“左”倾路线的破产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解的失时之后，邓小平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两个文明共进论”等一整套科学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理论创新工作，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2.逐步发展的哲学思想的成果。党在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从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客观实践所展示的极其丰富多彩的辩证法，使党进而获得了更生动、更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样，党在不断展开的哲学工作中创造出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和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党的思想史中最有意义并且是长久起作用的成果。这一哲学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一系列哲学理念的建立上，其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是：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求取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关键地位。毛泽东写了《实践论》，这是党的思想史上产生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借助于实践论原理，我们党才真正懂得：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来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从而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也才彻底清算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恰恰不懂得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来源、理论和实践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才能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哲学原则。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观察和解决改革、开放、建设问题的崭新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他历史性地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推进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创造性地强调实践的真正本质是谋得人所需要的客观效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尺度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尺度之统一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引导了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进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实践的双重功能——创造功能和检验功能，要求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的过程中，发扬“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同时要“每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好路”。（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正是依靠这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党才一步一步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论为中心的哲学。最近发表的《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集中地陈述了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如果说毛泽东强调实践的具体性，邓小平强调实践的效用性，那么，江泽民则强调实践的创新性，这是适合知识经济新时期的哲学思想。江泽民说：“要继续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继续前进，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也要不断地继续下去，永远不能停滞”。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注：《人民日报》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实践论、实践精神，始终是处在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中心的、关键的位置上。”（注：龚育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以正确处理“辩证矛盾”为核心、实现社会矛盾诸对立面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实践，同样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关系。毛泽东写了《矛盾论》，这是同《实践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哲学著作。依赖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我们才真正懂得：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也就是由处理特殊矛盾的具体实践，达到对各个具体实践中的普遍矛盾的理论认识；再以这种理论认识为指导，去认识和处理新的特殊矛盾，达到新的具体实践的成功。《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这样的统一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同基础。而矛盾共性、个性的道理正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这个“精髓论”它要求人们认识和处理具体实践中特殊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的关系，从中提炼出关于对立面之统一的规律的原理，再以此为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新的又同一又对立的特殊矛盾。毛泽东纯熟地运用这样的方法对旧中国国情进行了矛盾分析，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革命路线，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又在建国以后，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造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邓小平是又一个辩证法圣手。如果说毛泽东的辩证法主要是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转化意义，也指明了统一战线内部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那么，邓小平的辩证法主要是建设的辩证法，强调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和矛盾诸方面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展现了它的全部面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其中的矛盾关系，现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崭新篇章。江泽民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国理论界称之为“论十二大关系”），是以“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主题为纲，全面分析这三方面的若干矛盾的诸方面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借以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篇实践辩证法的杰作。 需要指出的是：党在确立和运用上述哲学理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关于“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的学理，关于高扬主体能动性与尊重实践条件客观性相统一的学理，关于认识总规律的学理，关于矛盾共性个性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的学理，关于就一时说，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相对的，就永久说，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学理，（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中介环节的学理，关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主体性认识公式的学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理，关于两种生产关系的学理，（注：参见《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158、218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关于人民群众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对生产关系形式具有选择性的学理，（注：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关于把经济范畴分成“制度性范畴”和“非制度性范畴”的学理，（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党因为有自己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体系而倍感自豪。 3.融入中华民族灵魂的文化成果。中国共产党的80年思想历程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由剥削制度向消灭剥削的制度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实践过程匹配的，因而其思想创造的文化价值更显伟大和卓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按现代要求改造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又超越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向中华民族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结合的新文化灵魂。在前一方面，他是传承者，在后一方面，他是创造者，从而逐渐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形态。其基本内涵： 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人文精神的统一。“实事求是”古已有之，经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和在革命建设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已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圭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之类的整体主义观念自来就有，经过党的继承和创造，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随着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人民”概念的外延日趋广泛，这一价值原则越来越具有新人文主义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不朽灵魂。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涌现了许多具有这种新文化精神的典范，世人尊敬的周恩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同普通工人农民的亲密关系，他对知识分子的体贴关怀，他对统一战线中朋友的真诚态度，证明他具有崇高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周恩来“作为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注：参看《周恩来研究文集》，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作为总理，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公仆。 二是解放思想的批判态度与建设新社会的创造风格的统一。中华民族因其古老，背负着传统的重担，因循守旧，恪守中庸，成为文化中的消极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这种教条主义作了长期的斗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精神。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把这种批判精神提升到现代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活动，开辟了全新的救亡兴国之路，不但造就了创新精神，而且把握住了进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科学方法论。这种精神在新经济到来的当代，更得到了继续发扬的新基础。批判态度与创造风格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大特征。 三是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与立足当代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懂得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进程，判明了中国解放和振兴的前进道路，从而确立了崇高的理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但在革命时期鼓舞着战斗者，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灭的熊熊火焰。同时，党又是现实主义者，深知“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228页。）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的错误时，把强调客观效果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注入党的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崇高气质。 三、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思想历程的宝贵经验 作为一部工人阶级政党的整体性思想史，特别是作为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正在胜利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思想史，凝聚了如何进行党的思想创新、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维护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思想统一的丰富经验。 1.思想的创新依靠哲学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哲学工作放在党的思想创造活动的中心地位，致力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把握住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从而促成了党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历来的思想史，不论是中国古代、近代的思想史，抑或欧美的古代、近代的思想史，首先都是哲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也是哲学思想史。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活动在后发的革命、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它又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这就要求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学习的是它的哲学，“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党在“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陷入困境，挽救革命于危局，引导革命走向前，首先抓的是哲学。毛泽东用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党在延安时期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关键的问题是掌握哲学武器。如1939年时毛泽东所体验的：“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注：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后来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军事、政治、文化问题，均极其自觉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哲学方法论，从而成为具有巨大说服力和理论魅力的著作。延安整风，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强调哲学。毛泽东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以学理的研究为基础，以解决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问题为主旨，进行了哲学的创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陈云评价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注：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邓小平担纲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为了拨乱反正、开辟新路，同样是首先抓哲学，支持和领导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解决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思想创造中心是抓哲学创造，这是党八十年思想历程中基本经验之一。 2.思想的创新依靠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方针的贯彻。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按照“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和“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创造出正确描述客观规律的理论；进而以理论为指导，“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创造出称为“实践指导规律”的决策；再在决策的实践中，创造出革命建设的业绩，检验理论和政策之是否正确，并构成“理论—决策—实践”的新的循环。（注：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关于这种循环的论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就这样，党的思想创造工作不断得到推进，并获得辉煌的成果。在描述性理论方面，毛泽东重视世界历史和中国国情的研究，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确立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观念；毛泽东指明了掌握国情之特别重要性，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识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7卷，第633页。）他在全面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找到了它的道路。邓小平的思想创造工作也是首先抓世情和国情的研究。他由此建立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的时代理论（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和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牢固地奠定了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 在规范性认识方面，毛泽东在确定客观出发点的基础上着力于制订主体行动的价值准则，形成促成矛盾转化的政策和策略。对矛盾的对立状态，要使之“转化”为对立面同一的状态；对矛盾的不利于我的状态，要使之“转化”为有利于我的状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产生出一项又一项创造性的、洋溢着共产党人智慧和谋略之光的生动决策。对于第一种“转化”，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斗争所制订的“自卫原则（有理）”、“胜利原则（有利）”、“休战原则（有节）”，是一个杰出的范例，至今仍是我们党处理类似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基本策略。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对立变成统一。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统一祖国的策略，同样是范例。对于第二种“转化”，毛泽东把抗日战争客观情势中敌外线我内线、敌进攻我防御、敌宜速决我宜持久的状态，作了一个转化之后，形成了“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的战略指针，是一个杰出的范例。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以“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来克服市场经济的价值负面，也是一个范例。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不是用一般学者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派生、分泌出理论原则，又在决策实施的实践经验中获知、深化理论学理。邓小平着力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为制订价值准则而建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为寻找合理方案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毛泽东则更善于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奥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3.思想的创新依靠党内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思想矛盾的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具有鲜明的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的区别的思想矛盾，这种矛盾的最尖锐的表现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导致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右的或“左”的政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互相排斥、争夺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党处理这种矛盾的经验：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来分清是非，克服错误，进而贯彻“解决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正确路线取得指导地位；二是对犯有思想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则，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要以理服人，帮助他们真正分清是非，改正错误。另一种情况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方面没有原则分歧，在面对新的实践的时候，大家都去积极探索。由于实践经验多寡的不同、理论水平高低的差别，观察问题视角的歧异，导致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对于这种矛盾，则必须在共同走着“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路线的过程中，逐步统一思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集中成为开展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同时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意见，以便在进一步的实践活动和民主生活中发扬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区别这两种情况。决不能对不同意见任意上纲，对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扣上政治帽子，妄加批判；也不能搞思想批判开路，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认识的问题，借以用政治压力推动工作。在处理党内思想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当年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实践是成功的。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处理党内思想矛盾更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创造了适合新情况的正确做法。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坚持原则，深刻批评；但在同时，保护了毛泽东的一切正确思想，以“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取其大者，深刻分析，总结经验，避免陷入细节而走偏方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不同意见，邓小平把握住了一切正确思想的建立依赖于实践基础，一切错误思想的克服依赖于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形成了著名的“不争论”的原则。他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他用通俗语言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深刻主张。 4.思想的创新依靠党的理论队伍的建设和思想家群体的造就。党是思想创造的主体，而为了成功地进行这样的创造，必须在三个层次上加强主体建设。第一个层次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的加强、理论水平的提高、理论素质的增进，这使党的思想创造工程成为全党同志参与的工程。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抓得越紧，理论水平提得越高，理论素质增得越强，党的思想创造工程的主体基础就越广泛，也越牢固。党的历史上的几次理论学习热潮，包括1942年的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干部理论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取得明验大效就是明证。第二个层次是党必须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2页。）党的八十年思想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理论家。李达、艾思奇、胡绳、胡乔木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关于股份制属性的判定，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改进，等等，都有理论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是总结和思考人民群众实践的经验，吸收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成果，形成创新性的理论见解；又一方面是直接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战略抉择提供思想资源。理论家在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之间起中介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第三个层次是党在人民群众的集体奋斗之中形成在中央工作的思想家群体，造就兼具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素质的领导核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是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正如有的同志所介绍和评价的：“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就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成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虽然当时没有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他们被公认是党的三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石仲泉：《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5页。）而毛泽东在他占其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辉煌阶段，就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能力、中国优秀文化的积累、理论创新的智慧、洞察事物本质的识见、进行战略决策的谋略而言，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而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古往今来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他展现了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罕见的政治家智慧，开创新理论、新道路、新局面的卓越才能，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同样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在他的周围，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辅佐，他们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对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有了这样三个层次的理论思想主体，就能在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的思想创新使命，谱写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辉煌篇章。
转自《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期第11～20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