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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隼中之隼：海东青 海东青乃矛隼，是隼中名品。当其俯冲捕猎之时，身体如枪矛般迅疾刺下，所以被称之为“矛隼”；其体色主要为暗青色，再加上古代中国只能在东北近海之地捕获其幼鸟，因而又被称之为“海东青”。(33) 海东青是一种春秋两季迁徙的候鸟，它秋季从北美、欧、亚大陆的北极区，向南或西迁徙。中国的海东青来自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以东的地区。(34)其中有些可能来自北美的北极地区，跨海东迁，于旧历十月初到达宁古塔地区，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向西飞至我国甘肃、宁夏及其以西的中亚地区越冬。春季又由这些地区经山东、河北一带到太平洋两岸北部地区及北极区筑巢、产卵、繁殖。秋末，又带领当年的幼雏，跨洋飞迁。所以古代所捕的海东青多为幼鸟，即所谓“秋黄”。(35)海东青的繁殖区，在鄂霍茨克海(包括鞑靼海峡)以东的库页岛及其以东的群岛，还有日本海以东的日本和西南的朝鲜等地。在欧、亚、北美的北极地区及太平洋两岸北部的陡岸、悬崖地区筑巢、产卵、繁殖。(36) 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辽东矛隼“海东青”就已经见诸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清晰的叙述，孔子曾对此有很权威的说明：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37) 此处之“集于陈廷”之隼，来自古族肃慎之地，史载肃慎故地“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38)是古代猎获“海东青”的中心地区，也是今天东北海东青的分布区域；春秋时期的陈国建都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城关一带)，辖地最大时达14座城邑，大致为现在的河南东部和安徽部分。而海东青由北极区向南或西迁徙，完全可以到达现在的河南东部地区，因而孔子所见此隼应是海东青。 据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载，中国的矛隼分为东北亚种和新疆亚种。其中东北亚种分布在“东北北部黑龙江流域、东北呼兰”；新疆亚种“繁殖在新疆天山、新疆西部、青海湖”。(39)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海东青相对照，古代中国东北的五国部、女真部，高丽、辽东、登州，阻卜、乌古、敌烈等地区分布的海东青应为今日矛隼的东北亚种，而文献记载中西北沙州的“青骹鹰”(40)及西夏境内的海东青，则很可能是分布在青海湖地区的矛隼新疆亚种。 从唐代以来，东北亚种的矛隼就被进贡到中原，这是历史记载中矛隼“海东青”的主要来源，如唐人苏颋《双白鹰传》云：“开元乙卯岁，东夷君长自肃慎扶余而贡白鹰一双。其一重三斤有四两，其一重三斤有二两，皆皓如练色，斑若彩章，积雪全映，飞花碎点。”(41)唐人称白矛隼为“白鹰”而不是“海东青”，苏颋的这个描述形象而生动。历史上矛隼的新疆亚种也有被进贡到中原朝廷的记载，如唐代咸通六年(865)，“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42)明代永乐年间，吐鲁番“贡名马、海青及他物”，(43)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遣千户哈马力丁等来朝，贡马及海青”。(44)这都是新疆亚种的矛隼。 白色矛隼数量极少，非常珍贵，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猛禽。矛隼因为体态雄伟、羽色奇特，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以降，“海东青”就被皇家鹰猎活动所青睐，唐宋有着规模不小的专门机构来管理猎鹰，辽、金、元和清朝时，皇帝及其帝国官僚们大规模地用“海东青”狩猎，视为珍禽，当时矛隼已是价值连城的猛禽。早在唐代，海东青就已是满族先世朝奉中原王朝的名贵贡品；在金元时期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凡触犯刑律而被放逐到辽东的罪犯，谁能捕捉到矛隼呈献上来，即可赎罪，传驿而释；到了清代，一只矛隼竟值30两白银，可见其何等珍贵。 由于隋、唐、宋都是根底雄厚的农业文明王朝，因而鹰猎之事并没有辽、金及元、清等游牧和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那样规模宏大，中原地区“海东青”的数量相对很少，非常珍稀。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宫廷的“白鹰”主要是做“仪仗”之用： (开元四年)乾曜为京兆尹……尝有仗内白鹰，因纵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获之，其鹰挂于丛棘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当不以此置罪。必其获戾，吾自当之，不须惧也。”遂入自请失旨之罪，上一切不问之。(45) 此处挂树而死的“白鹰”就应该是“海东青”，“海东青”一名彼时尚不通行，而直呼之为“白鹰”。 不仅唐代如此，即使是与辽金相对峙而又多有交流的北宋朝廷，贵为天子的皇帝，其所拥有的“海东青”也并不多。史载宋太宗时期，“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献鹘一，号‘海东青’，诏还赐之”。此事之记载，显然是要达到褒扬宋太宗勤于政事的目的，但也透露出“海东青”之确实难得。(46)由此亦可以推论，宋太宗当年将五坊所蓄鹰隼放出，只留下十余只作为出行时的“展礼”道具，其中大多可能并不是“海东青”。 皇家宫廷的海东青狩猎之场面，文献中最详细直观的记载有两段，可供我们仔细斟酌。一是《辽史·营卫志中》所记述的辽代帝王在春捺钵之时放海东青猎天鹅的场面；二是《马可波罗行纪》所记元世祖忽必烈大汗春猎出行的盛大队伍。这两段文献记载都栩栩如生，细节毕现，是我们了解古代皇家放海东青狩猎场面的珍贵资料。 在辽代皇家狩猎活动中，“海东青”的主要狩猎活动是在春天捕猎天鹅，其过程及场面如下： 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47) 对此，《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更为简约连贯，列之如下： 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得头鹅者，例赏银绢。(48) 这是对辽朝皇帝携海东青猎捕天鹅的生动描写，文献中的这一幕，如果再配上直观的画面就会更为完整。而明代画家殷偕绘于绢上的《鹰击天鹅图》，正是此段文字之绝配，可谓相得益彰。《鹰击天鹅图》描绘的是鹰击天鹅的瞬间，顿失平衡，翻滚下坠，犹作挣扎。 对于忽必烈大汗的皇家鹰隼之数量众多与狩猎的盛大排场，亲眼目睹其阵势的马可·波罗也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阳历三月初即从都城首途南下，至于海洋，其距离有2日程。行时携带打捕鹰人万人，海青500头，鹰鹞及他种飞禽甚众，亦有苍鹰，皆备沿诸河流行猎之用。(49) 君主之鸟，爪上各悬一小牌，以便认识。诸男爵之鸟亦然，牌上勒鸟主同打捕鹰人之名，鸟如为人所得，立时归还其主，如不识其主，则持交一男爵名曰不剌儿忽赤者，此言保管无主之物者也。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携最良之海青12头。扈从备应对者有男爵数人。其他男爵则在周围随骑，时语之曰：“陛下，鹤过。”大汗闻言，立开楼门视之，取其最宠之海青放之。此鸟数捕物于大汗前，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侍从之诸男爵亦然。(50) 四头大象背上托举的庞大而舒适的可汗行宫，一万人的“打捕鹰人”随行，携带500多只海东青。这种场面之壮观，史所未见。难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都要慨叹：“余敢言世界之人，娱乐之甚，能为之优，无有逾大汗者。”(51) 对于北部草原上的古代蒙古而言，海东青当然不仅仅是一种狩猎的帮手。至为重要的是，海东青是他们敬畏崇拜的对象，是神，是王权的象征。蒙古大汗以海东青为其王权之象征，他宠信的军队统帅或王子公主及特别派出的使臣，都持有“海青符”——这是一种刻有雄鹰海东青的牌符，象征着可汗亲临，因而持此符者权力巨大。按马可·波罗的记载，蒙古人的牌符中，万夫长有狮头金符；统率10万人的大藩主或一军之统帅，使用刻有日月形的狮子符。只有可汗的牌符是“海青符”，此牌符代表可汗亲临：“有时给海青符于此诸大藩主。持有此符者，权势如大汗亲临。持此符之人欲遣使至某地，得取其地之良马及他物，惟意所欲。”(52)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赐婚卜鲁罕族女子阔阔真于伊儿汗国可汗阿鲁浑。当阔阔真1292年年底抵达伊儿汗国时，阿鲁浑已经于1291年去世，1293年8月，阔阔真嫁给了阿鲁浑的长子合赞。马可·波罗与另外两位欧洲人参加了这次护送阔阔真到伊儿汗国的行程，在离开伊儿汗国的时候，他说：“阔阔真赐以金牌四面，两面是鹰牌，一面是虎牌，一面是净面牌，上有文云：‘此三使者沿途所过之地，应致敬礼，如我亲临，必须供应马匹及一切费用，与夫护卫人役。’”(53)这种所谓的金质“鹰牌”也就是“海青符”。此外，驿站之铺卒或重要使者亦有持海青符者：“(铺卒)常持一海青符，俾其奔驰之时，偶有马疲或者其他障碍之时，得在道上兼有骑者即驱之下，而取其马。此事无人敢拒之，由是此种铺卒常得良马以供奔驰。”(54) 在以上史料中，“海青符”都代表可汗本人，是王之象征，而非其他。“海青符”反映出海东青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从蒙古早期历史记载中可以追溯到其发展的脉络。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就有关于“白海青”预兆之传说，据《蒙古秘史》记载，也速该带铁木真去斡勒忽讷兀惕(Olkhunuud)部落，遇见了弘吉刺部的德薛禅，德薛禅对也速该说： 也速该亲家，我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白海青抓着太阳和月亮，飞来落在我的手臂上。我把这个梦讲给人说：太阳和月亮只是能望得见的，如今这个海青却拿着来落在我的手臂上，白海青降下来了，这是要叫我看见什么好预兆呢？也速该亲家，我这个梦，原来是叫你带着你的儿子前来的预兆啊。梦做得好！这是什么梦呢？必是你们乞牙惕人的守护神前来指教的。(55) 可见，白海青抓着太阳和月亮的神鸟，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守护神。这种观念当然不是仅仅始自蒙古，在北方草原民族中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至少，我们可以将之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体系观念之中。对于这个议题，我们需要从战国时期匈奴王的海东青黄金王冠讲起。 海东青黄金王冠，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其日格苏木阿鲁柴登匈奴墓葬。这件战国时期的金质鹰形冠饰，是迄今为止我国仅存的最令人震撼的2000多年前的匈奴“胡冠”。匈奴海东青王冠整体由冠顶和额圈二部分组成：冠顶高7.1厘米，重192克，额圈直径16.5厘米，重1202克，冠顶作半球面形，花瓣状，饰浅浮雕四狼吃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冠顶中央傲立一只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作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鹰首、颈用绿松石作成，首颈间有花边金片相隔。尾部另作，用金丝与鹰体连接，可以活动。冠顶呈现出了雄鹰俯瞰狼咬羊的生动情景。额圈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式金带巧妙并合而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樟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樟与前面一条连接。(56)傲立冠顶的海东青，俯视着狼咬羊的激烈场面，马、羊和虎在额圈上呈动态分布。可以说，草原游牧文明中的所有重要文化元素都聚于此冠。海东青在这里不仅仅表示勇猛之意，而且可能是草原生活的俯视者。 与此冠相关联者，我们还可以审视一下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毗伽可汗是第二突厥汗国的可汗，734年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毒死。早在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就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450公里的额尔浑河畔发现了毗伽可汗陵园。2001年，土耳其和蒙古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其中就有这件浮雕有神鸟的金冠。此王冠中间的鸟形如孔雀，正面直立，展翅翘尾，尾羽似团花。林梅村认为此亦是“海东青”金冠，(57)但是此冠之鸟形同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海东青冠之鸟形有非常大的差别。阿鲁柴登匈奴海东青金冠是完全的写实之鹰，而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上的则是明显具有美术夸张和对称加工的想象之鸟。 此外，蒙古国阙特勤陵园出土的阙特勤头像上也是此种具有想象和美化成分的鸟的图像。阙特勤是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死于开元二十年(732)，其陵园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1958-1959年的考古发掘中，在陵园内的一东向献殿前埋祭祀品的坑内出土了阙特勤的鸟冠头像，鸟的形象同毗伽可汗金冠完全一致。 陈凌将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与两汉至隋唐出土朱雀图像相对比，认为此乃“朱雀冠”。(58)虽然从图像的系统来考察，突厥王冠中间的鸟不是写实的“海东青”形象。但是，将“朱雀”这样一种完全华夏化的神鸟符号认定在草原民族突厥的王冠上，还是非常突兀的，缺少草原文化因素的支撑。(59)“鸟冠”是一种“武冠”，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汉书·舆服志下》云：“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60)王国维在《胡服考》中就指出：“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若插貂蝉及鹖尾，则确出胡俗也。”显然，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统帅头戴鸟冠的文化才进入中原。(61)而在丝绸之路上，从西亚到中亚，战神纳伽尔、战神阿斯塔提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都有头戴鸟冠的形象，(62)此鸟为雄鹰是毫无疑问的。 因而，突厥可汗冠饰之鸟，应该就是猛禽海东青，不仅以此来表示勇猛之意，而且这也是欧亚大陆北部王权认同的一个符号。它同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同马可·波罗所说的“古昔国王诞生，右臂皆有一鹰痕为记”(63)之说，同《圣阿尔班之书》所言“这是矛隼，一只雄矛隼，它属于国王”(64)等记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