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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是否真正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学界争论较大。当前尚无苏联官方档案得以证实，我们只能从美国档案进行间接的推断，在苏联官方存在着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是否真正升级为军事计划，未来还需要苏联档案的佐证。不过大多数学者都引用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的回忆录，谈到当时在政治局多次研究了这一问题。(22)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种则主张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不同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国防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轰炸中国问题上，苏联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了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由于格列奇科的主张是以美国不会积极地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而会把它“吞下去”为前提的，于是苏联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开始探听华盛顿对一场核打击可能做出的反应。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国中级官员进行了了解。(23)如果舍甫琴柯的回忆录可靠的话，那么这就是8月18日达维多夫向斯蒂尔曼进行试探，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依照指令的最有利证明。但是一些俄罗斯学者对舍甫琴柯的回忆录有所怀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认为，苏联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前，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24)而远东研究所原所长基塔连科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此事，是舍甫琴柯根据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25)。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支持俄罗斯学者的看法，认为“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26)。还有中国学者认为，“苏联自试验成功核弹和洲际导弹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1969年6月以来，美国媒体和官员讲话中一再传出苏联可能对华实施核打击，甚至说苏方官员对美做过试探。此时正值尼克松刚担任总统，决心从越南乃至亚太地区采取军事收缩，并考虑实施联华抗苏的战略，在此背景下放出这类消息，自然含有恫吓中国以促其对美国接近的目的”。(27) 无论是否真正存在苏联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中苏关系紧张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8月25日，基辛格在圣克利门蒂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计划和危机处理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要求他们制订一个在中苏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28)。8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威廉·海兰德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文件，对美国立场进行分析。他提出当前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偏不倚的政策，另一种是偏向中国，他认为这两种选择均不可取。如果美国对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保持中立，并继续与苏联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如有关中东问题的双边和四国谈判、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SALT)、海床条约谈判等，那么势必会被中国认为是美国对苏联军事行动的默许，这与尼克松政府试图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愿望背道而驰；而偏向中国，则会导致苏联极大的敌意，使苏美关系长期受到伤害。(29)其实这里面还暗藏一个涉及军控的观点，即超级大国在实施预防性核打击方面的合作先例将使得任何形式的国际核军控体制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30)。 同一天，国务院还组织一批中苏问题专家就7月3日指令(NSSM-63)所形成的文件草案进行讨论。这些专家包括鲍大可、高立夫、弗雷德·格林和马歇尔·舒曼，他们基本同意该文件的分析，但认为过于低估苏联先发制人的危险性，因为即使是一次非核军事打击也会给日本、亚洲其他地区乃至西欧带来巨大的影响。专家们建议：首先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反对任何中苏敌对行动的升级；其次与苏联人私下进行会谈，阐述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31) 专家们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基辛格的担忧。9月4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继续在圣克利门蒂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基辛格明确指出如果听任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势必造成这样一种惹人厌烦的情形，即确立了一个大国可以使用核武器解决争端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被确立，那么对美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计量的。因此基辛格认为当前对于美国人来讲，仅仅研究核武器对健康和安全因素的影响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在欧洲核政策等因素。那么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应向苏联人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担忧，并劝阻他们不要贸然行事。(32)但并非每一个人都同意基辛格的观点。国务卿罗杰斯并没有把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看得那么严重，他认为近期苏联的各种试探，是一种好奇而不是信号。显然苏联受到中国问题的困扰并正在进行艰难的抉择，尽管不能排除苏联进攻的可能性，但是他不相信这种状况会发生。因为如果苏联一旦进攻中国，它将不得不冒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罗杰斯认为中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超过50%。(33) 虽然罗杰斯向尼克松阐述了国务院的观点，但显然并没有得到认同。基辛格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苏联人(达维多夫)不会如此随便地提出那样的问题。9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在递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支持了基辛格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苏联图谋进攻中国核设施的行为做出明确的反应，将会被认为是美国默许了苏联的进攻计划。为避免给人这种印象，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原则，即美国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34) 在基辛格眼里，苏联通过各种渠道试探美国的反应，根本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明确的信号，虽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苏联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它加深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特别是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美国正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默许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势必给缓和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此时中美之间并无正常官方沟通渠道，除了在媒体上明确自己的态度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就在基辛格一筹莫展之时，中苏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