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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对所犯错误内容和原因的分析，不应当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问题。党在路线上发生了问题，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当然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和失误应当给予批评，不能含糊敷衍，必要的时候甚至还需要在组织上做出一定的处理。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个人，正如不能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人一样。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里谈到我们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说：“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训，才能在批评错误时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党作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错误的内容、产生根源以及今后如何改正错误这样一些方面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的指导方针。苏联人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完全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几十年中，他们一味地咒骂斯大林，好像把斯大林批臭了，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认识上和体制上的原因，以及全党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等，完全没有给予重视，更谈不到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这样他们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反，在大反斯大林的旗号下，为机会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 第三条原则，总结经验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政治上、经济政策上、对外政策上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这些错误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并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认为那时候一切都错了，不能认为斯大林一切都错了，否则就不能解释苏联的经济为什么曾经有过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为什么它能够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为什么原来比较落后的俄国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否定一切，只能导致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对苏联模式，即30年代苏联建立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应当做具体的分析。一方面，这种体制确有弊病，必须改革；另一方面也应当如实地承认，这种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威胁的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所以，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采取的不是那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包括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党的《决议》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一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错误的同时，又明确地肯定，“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既指出了原来的那个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加以改革，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否定马列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对所有的问题，要讲两句话。讲一句话就要犯错误。讲两句话，不肯定一切，不否定一切，才能真正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总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比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周密、更细致地勾画出一套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案，而在于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解答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以这个一般规律为指导，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找到并唤醒了埋葬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等等原则出发去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现状的运动中寻找未来的出路。正如列宁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然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仍然会重新陷入空想。过去我们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调整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导致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空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首先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开始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的错误，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说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盛行，不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后来一些国家实行改革，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右的错误。例如：在思想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后来则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来则否认一切阶级斗争，搞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忽视民主，搞得权力过分集中，后来则在“政治多元化”的旗号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所谓的“多党制”。在经济上，过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后来则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这种情况说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