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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针对我国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和政策，邓小平强调首先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对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妥善解决。合法的较高收入应予允许和保护，并依法加以必要的调节；非法牟取的暴利，必须坚决有效地依法处理。总之，我们在处理先富、后富和共富的关系问题时，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左”的政策。重要的是，要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尽可能多地增加生产总量，同时运用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进行调节，保证社会公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种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邓小平坚决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用生产力标准看问题的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以市场为取向。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在于计划制定得不周密、不具体，而在于排斥和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因此，改革就是把经济搞活，把市场运用好，就是以市场为取向。邓小平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基于对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手段的认识，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早在1980年5月，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此后，他又从搞活经济和共同富裕两个方面论述过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谈话中，针对一些人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的困惑，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明确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各种具体特征的内在联系，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同时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功能和基本价值，提供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从而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这一论断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纠正了以往讲社会主义本质只讲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把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统一起来，纠正了以往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不存在解放生产力任务的不彻底性；把目标和手段统一起来，纠正了以往只讲最终目标而忽视实现手段的片面性。这一论断还抛弃了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 第五，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特征。鉴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受到严重破坏、法制受到肆意践踏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针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状况，他又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此，邓小平主张“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制建设，就是要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社会主义必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特征。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党的基本路线所确立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来说，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是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精神文明不但是这个总目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为整个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发展方向的思想保证。因此，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七，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着。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斯大林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完全适合”的，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否认社会主义仍然需要改革，从而使经济、政治体制僵化起来。邓小平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把改革开放看做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实践和最显着的特点。他强调，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还明确提出了检验和判断改革实践的各项政策措施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开放也是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把对外开放当做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谈到实现翻两番和更长远的奋斗目标时，他指出：“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他领导我们党制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导我国形成并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八，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邓小平又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