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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而不同”的政治哲学根据论 1.“好同则必至于不和”，“和而不同”才能“事功无不立” “拒我者未必贰”，“是非在理，不在同异”。北宋范纯仁说，“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何莫由斯？”（赵汝愚编《 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六）北宋苏东坡认为，“美者未必婉，恶者未必狠，从我而来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贰（背叛）”（苏东坡《东坡易传》卷四）。“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赵汝愚编《 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六）。北宋彭汝砺指出：“事系于天下则当与天下共之，事系于众人则当与众人共之，非可以私也。臣观朝廷近岁用言之道，同之则众誉之，以为奇才，为知治体，而果用之；异之则众愚之，以为同俗，为不知治体，而果废之。夫是非在理，不在同异。使同而有所附焉，虽同乃所以为欺也。异而有所取焉，虽异乃所以为忠也。夫上所好恶，民之表也。上惟同之为好，则民亦以同为贵；上惟异之为恶，则民亦以异为贱。人不能无贤不肖，事不能无利害，而人人雷同环合，以可不可为一，则将沮君子而为小人，将饰罪而为功，虚方欺而为实利、方诈而为义。末流之弊，臣恐不可胜治矣”（同上）。 “和而不同”则“事功无不立”。通过畅所欲言而沟通认识，协调关系，是团结一致、共取事功的基础。北宋末南宋初程俱的《寄李枢密论事札子》认为，“好同之风不革，则必至于不和者。何也？盖自公道不行，好同之风通于上下，大抵以献忠为议已，以商确为立异，以可否为相排，以雷同为厚善。于是虽亲戚朋友，有怀不敢吐，有见不敢争。初则为后言，终则为怫气，二者交违而暌矣。而况庙堂之上乎，何则强之使同、壅之使止？……积不快为背（逆、反），憎持公言为造（生事），厀（指望）其不为仇敌者几希。此好同所以必至于不和也。尝闻祖宗时，庙堂之上，盐梅可否之论，无日无之，岂相排而立异哉？各尽其谋国爱君之心而已”（程俱《北山集》卷三十六）。“使君臣之间，庙堂之上，和而不同，人无彼我之分，事无适莫之意，惟理之从，则利害无不明，事功无不立矣”（同上）。这是说只有和而不同才能辨别利害，认清道理，协调关系。如果“好同之风通于上下”，难以发表不同看法，必然积聚矛盾，疏离关系，造成对立甚至仇恨。而谋国为公的“可否之论”，完全可以做到“不失平生之欢”（胡寅《斐然集》卷十七）。 2.“众力所至”，凝聚智慧和力量需要“和而不同” “诽谤不诛，则良言进”；“更相可否”，得“众臣之助”。唐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杨虞卿上疏谏曰：“诽谤不诛，则良言进。况诏旨勉谕，许陈愚诚，故臣不敢避诛，以献狂瞽。”“陛下求理于公卿，公卿求理于臣辈，自然上下孜孜相问，使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闻过失，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其中的“良言进”“上下相问”“进忠”“闻过”“致升平”都涉及开启和凝聚政治智慧。南宋陈经指出，“君子和而不同。舜禹之君臣，更相劝勉，更相可否，未始雷同。所谓和，如和羮；同如济水。设使人主有言，臣下无所可否，谄谀成俗，则亦何赖于众臣之助哉？”（陈经《陈氏尚书详解》卷五）其中“更相劝勉，更相可否”，都与凝聚政治智慧密切相关。 “不同之同”，“官之善物”。元朝陈旅的《徐仲同字说》指出，“事有不可以独任，而智不可以自用也。故国家设官，有寮（僚）采焉。盖欲使居官者，同用其智，而同任其事也。夫众力之所至，则无重之不举；众虑之所及，则无隐之不周。人不吾与也者，吾言未公也；吾与人忤者，人心未孚也。狭量不足以处众，偏见不足以烛理，固执不足以达务。天下有大同之道，固吾众人之所共趋者也。同乎同乎，其居官者之善物乎？虽然同亦有二义，有不同之同焉，有以同为同者焉。不同之同，孔子谓和而不同者也。以同为同，则晏子之所以议梁丘据也”（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陈旅的“智不可以自用”“众虑之所及则无隐之不周”“偏见不足以烛理”等等，从基础理论上论证了只有“和而不同”，才能开启和凝聚政治智慧的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