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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的美中不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大规模的卫星城建设是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冒进思想的影响。加之，闵行卫星城建设是卫星城规划理论首次在上海付诸实践，实施过程中出现瑕疵在所难免。1959年，上海市规划设计院对1958年闵行卫星城规划在人口规模、用地性质和绿化等方面作局部修改。但这种微调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规划本身的时代缺陷。 当然，闵行卫星城在规划建设方面的“先天不足”并非在建设之初就暴露出来。恰恰相反，闵行卫星城建设初期的高速发展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先天不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生产、轻生活”的建设指导思想所导致的工业化目标与城市现代化目标的错位，使闵行卫星城原先隐藏的问题不断发酵，并滋生出新的矛盾，以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渐显露出来。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由产业结构单一化衍生的多重问题 1977年底，闵行卫星城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共6万余人。卫星城内有市属企业29家，职工4.8万人。这与原先的规划指标相距甚远。到1979年底，闵行卫星城的常住人口规模下滑至7.2万人，其中在职职工5.8万人。在卫星城所有的50家工厂之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为33家，职工5.5万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有将近1.8万人迁出了闵行卫星城。但从常住人口降低的数值高于在职职工减少的数值这一情况分析，应当是非产业劳动人口迁出较多。 至于个中缘由，产业结构单一化是主因。闵行卫星城是以重型机电工业为主，在卫星城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提升主业的地位，而忽视了多元化配套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人口比例失衡问题。在闵行卫星城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女工占比仅为30%，这虽然符合重工业的生产操作要求，但男性职工占比过高，也容易产生婚恋难等诸多社会问题。当时，要在远离市区的闵行地区谈婚论嫁，多数仍然依靠地缘、业缘关系解决。因此，不少青年男工在闵行找不到对象，影响他们在当地安心工作和定居。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产业结构的过度单一化也形成了就业排他性，使闵行卫星城的就业人口高度集中于相关企业中，而与重型机电工业无关的劳动力逐步被淘汰，闵行卫星城常住人口数量下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重生产、轻生活”，生活设施配套发展滞后 较之现代化工业生产，闵行卫星城的生活设施配套发展则显滞后，这主要体现职工住房问题上。从1960年代初到1974年，闵行卫星城的住宅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74年至1978年6月，闵行虽建造住宅8.7万平方米，但远不能满足数以万计的职工居住需求。1978年，闵行卫星城有2.9万余名职工家住市区，占比达47.5%，其中有1800户期望迁居闵行，但无房可供；在剩下的约3.1万余名住在闵行的职工中，有2000多困难户，还有600户职工因无住房，只能以高价租赁农民的房子。因此，闵行卫星城职工带眷比例仅为38%。从见，闵行卫星城非但未能发挥人口和产业互动、职住互动的作用，相反还出现了人户分离、职住分离等问题，卫星城的“反磁力中心”功能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