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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配套设施曾是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中的一大优势，尤其是“闵行一条街”一度成为国内人居环境建设的典范。可是，闵行卫星城的商业服务网点并没有伴随人口的增长而得到相应发展。至1970年代末，商业配套设施缺失的问题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满。以昆阳新村为例，当地仅有一个临时商品供应点，居民想吃一碗阳春面还要花3角钱车费，跑去别地。 上下班交通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闵行卫星城的发展。由于闵行通往市区徐家汇仅有徐闵线一条公交线路，班次少，运营时间短，大部分企业只能自行运营通勤车辆，接送职工上下班，开支较大。上海电机厂1979年全年通勤车投放为4752车次，营运维护费用达41万元。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负担。 第三，城乡二元体制成为吸引人口聚集的体制机制障碍 在闵行卫星城建设发展初期，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的确吸引不少职工迁居闵行，如在住房分配和房租标准上都略优于市区，商品种类和文化业余生活内容都基本与市区一致，个别方面还有优先供应。但到了1970年代，城乡二元体制在闵行卫星城被重新强化，原先的优惠政策都被逐步取消：住房分配和房租标准与市区看齐；商品供应基本参照郊区标准；整个卫星城只有剧院、书场、体育场各一座，原有的工人俱乐部和少年宫均被改作中学，群众业余生活单调枯燥。许多职工因此不愿在闵行卫星城定居。 由于闵行卫星城是依靠国家投资、以产业为先导而建设起来的工业化卫星城，在“大跃进”时期展开的一期规划的先期落实情况相当理想，各项预定目标均按时甚至提前完成。但因受到三年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上海基本建设投资额大幅度压缩，接踵而至的“四清”、“文革”运动，又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上海的工业建设出现停顿乃至倒退，这些极大阻碍闵行卫星城一期规划后续项目的实施，使规划与现实之间出现严重偏离。 在1958年编制规划、1959年修订规划之后的20年间，闵行卫星城未出台新的规划方案，其发展建设处于失速和无序状态。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和城乡二元社会固化等的制约，卫星城难以发挥产业密集的优势，人口聚集的“反磁力”效应也大打折扣。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闵行区建制，闵行、吴泾两个卫星城同时纳入闵行区境。为协调发展，闵行区人民政府编制了《闵行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此后，闵行卫星城规划一再调整，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卫星城建设规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必然性来说，是执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的要求；从偶然性来看，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打乱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常实施，也迫使上海原有的工业建设计划提速落实。可以说，历史的必然性催生了上海卫星城规划的出现，历史的偶然性又大幅度加快了这一时期上海卫星城从规划蓝图到付诸实施的步伐。 通过对闵行卫星城建设初期发展情况的梳理不难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卫星城规划的空间布局是比较合理的，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的建设方式也行之有效。卫星城的产业布局依据“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较为符合当时上海经济发展实际。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个卫星城过于强调主业发展，忽视了主辅产业的多元化协调发展。 毋庸置疑，由于政治环境的剧烈震荡和经济政策的急速转向导致上海卫星城规划建设出现断层，进而发展停滞，使原有规划中的弊端被一再放大，累积形成矛盾。闵行卫星城在1970年末所遭遇的各类问题即是一个缩影。 闵行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历史告诉我们：郊区新城的规划须有连续性，建设必须坚持长期性。任何规划都难免带有局限性，要依据母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针的变动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建设也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根据规划及实际发展情况，分期实施，循序渐进。 人口疏散是郊区新城的主要功能之一，新城应在人居环境建设与治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基础设施优化等方面达到甚至超越母城的水准，朝着宜居城市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具备较高能级的城市综合集聚辐射功能，真正实现产城融合。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馆员，《上海档案史料研究》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向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的 “城镇化道路与上海卫星城”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发表时有改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