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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学务处(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部试)共七届，严复作为襄校官，参加了第二届(1906年)、第三届(1907年)、第四届(1908年)学部考试，负责出题、阅卷事宜，并对归国留学生学位文凭等第作出评定。严复在第二届考试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留学欧美的考生脱颖而出创造了好的应试条件，并在考试结束后就考取者的国文学习提出条陈。在第三届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然而严复对于担任襄校官先是推辞，参加过程中又多有抱怨。第四届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减小。由并无科举身份的严复作为襄校官参与考试，而使应试者获得相应功名出身，严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尴尬。1910年严复经举荐获得文科进士之后，这一矛盾得以全然化解，但严复已退出了襄校官之列。 关 键 词：严复 襄校官 学部 留学生 归国考试 作者简介：刘晓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留学史研究。 晚清时期，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学务处(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部试)共七届，此外还举办了四届廷试，“考试”是晚清最后几年中选拔、任用归国留学生最主要的途径。严复作为襄校官，参加了第二届(1906年)、第三届(1907年)、第四届(1908年)的学部考试，负责考试、阅卷事宜，并对归国留学生学位文凭等第作出评定。尽管已往的研究对这一史实有过叙述①，但是对严复在上述三届考试中的作用及贡献未有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考证严复与晚清留学生归国考试之间的关系，从中探讨严复在这三次考试中的作用、对于考试本身的影响，以及严复在此期间及之后的人际往来和心态变化。 一、参与第二届学部留学生归国考试事宜 20世纪初年，晚清学部对非军事类的归国留学生的任用逐渐形成了以考试为主的录用办法。学部(1905年时为“学务处”)多次制订考试出洋毕业生章程，调整考试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学务处考验归国留学生金邦平等14人，这次考验“系一时权宜之计”，应考者全部获得了科举身份并给予任用：金邦平、唐宝锷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张锳绪、曹汝霖、钱承 、胡宗瀛、戢翼翚，给予进士出身，按所学学科，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棨，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②。此次学务处举行的留学毕业生考试，考试及第者即授予科名和官职，将奖励和任用合二为一，这是第一届留学生归国考试。第一届留学生归国考试中获得出身的全部是留日学生，是清末归国留学生考试的初次尝试，考试章程并不完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二届学部留学生考试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第二届以后的各届考试，一般分部试和廷试两个阶段：学部考试为学成考试，考试合格的留学生由学部颁发统一文凭，分别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而不给予官职，学部考试定期举行；经过学部考试合格的学生再通过廷试，即入官考试，授予官职，廷试不定期举行。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得到清廷的录用一般需要经过部试和廷试两次考试。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学部奏准考验游学毕业生，“现在科举即已停罢，又值朝廷综核名实，振兴百废之时，自应妥议章程，悉心考验”③。为筹备这次考试，学部首先选定主试官和襄校官，并通令各部、各省咨送留学生到京参加考试。学部规定：“主试官由学部遴选奏派，均无定员，视考试毕业人数多少，临时奏定。主试官命题阅卷，选定襄校官所拟试题，覆核襄校官所拟分数。襄校官分拟各科试题，分校各科试卷，监临官二员，由学部堂官内奏请钦派。”④这一内容虽然引自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1909年7月31日)学部《修订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但是在此之前，主试官、襄校官的遴选也按照相同的方法。第二届部试的主试官是联芳、唐绍仪、塔克什讷，襄校官负责出题及阅卷等具体考试事宜，“由于那里主事的大人们对于科学技术一无所知，故他们奏请皇上准予任命助手”⑤，学部最终选定的襄校官有：魏瀚、严复、詹天佑、屈永秋、吴仰曾、陈寿田、刘子贞七人⑥。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1906年10月2日)，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对考试留学生程序作了初步的规定。严复作为襄校官参与了此次考试，章程的内容中有对考试内容、襄校官之责任的规定： 一、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 二、第一场，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一题、外国文一题，作一题为完卷。 三、考卷由襄校分阅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最优等、优等、中等。 四、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均由学部开单带领引见请旨。 五、毕业生准给出身者，并加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准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习法科者，准称法科进士、法科举人；医科、理科、工科、商科、农科仿此。⑦ 上述章程将考试分两场，一场考留学所学科目，一场考国文或外文(可任选)，试卷由主考官分最优等、优等和中等三级，按照所学科目分别赐予进士(最优等)、举人(优等和中等)出身。 第二届学部考试的襄校官人选，学部侍郎严修(范孙)在日记中有多次提及：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06年10月8日)：“午詹春臣(天佑)、屈桂亭(永秋)、吴述之(仰曾)回到学部，商□题事，并验文凭。”⑧八月二十四日(10月11日)，“十一钟到署，午拜魏(瀚)、严(复)、刘(子贞)三襄校官”⑨。可知八月二十四日，严复已经入学部参与考事。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九钟到署，布置襄校官座位，刘子贞、严幼陵、屈桂亭、吴仰之、詹春臣、陈星庚(寿田)、魏继绪先后到，唐、联、塔三大臣十一钟到，陪该公验文凭并商考验事宜。十二钟饭之后复议拟题事，四钟散”⑩。 本次选定的襄校官如上所述七人，此外程经世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9日)在荣庆和严修商议后“仍请启印招程经世来襄校”(11)，但是程非正式任职。《荣庆日记》记载在考试事毕后宴请考试诸官时，也没有程经世(12)。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十一钟到署，午荣相到署，终日会饬预备考试事宜”(13)。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计英二名，德一名，美十六名，日本二十三名”(14)，共计42人(15)。“此项考试，在中国实属创举，不特对于应试考生为前所未有之经验，对于政府所派考试各官，亦系最新阅历”(16)。在《严复集》所收录的严复日记、书信中，均没有提到严复参加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考试的资料，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此次考试总裁，虽由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充任，但实际工作，则系同考官知名学者严复一手办理”(17)。严复在第二届学部考试当中起着关键作用。 严复在第二届归国留学生考试中所负职责、实际工作可以从这次考试过程中制订的各类章程中看到。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06年10月10日)奏定的《考验游学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头场出三题，以二篇为完卷，二场出二题，以一篇为完卷。如首场仅作二篇，二场仅作一篇者，则三篇各定分数，每篇以一百分为极多限，将三篇分数相加，三除之，作为考试平均分数。如头场作三篇，二场作二篇者，则五篇各定分数，亦每篇以一百分为极多限，乃将头场分数较多之二篇与二场分数较多之一篇相加，三除之，更将其余头二场各一篇之分数相加，二十除之，并入前项分数中作为考试平均分。如头场作三篇，二场作一篇，或头二场各作二，均以所余分数较少之一篇，二十除之，并入前项分数中，作为考试平均分。(18) 一、凡报考者，将文凭呈验后，应将各项合格文凭分为五等，第一等作为一百分，第二等作为九十分，第三等作为八十分，第四等作为七十分，第五等作为六十分，以与考试分数相加，二十除之，作为毕业考试总平均分数。(19) 上述计分办法甚是公允，但是对于阅卷人员来说，则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和技术难度，好在本届考生总人数不多。 学部还制订了《学部试验游学毕业生场规》(20)，对于是否作答中文试卷，非常通融，可以不作： 一、第一场，各给中国文卷二本，外国文卷二本，用中国文对答者，用中国文卷誊写；用外国文对答者，用外国文誊写。惟一题各用一卷，不可两题连写，如一卷不敷，准请补给。 一、第二场，各给中国文卷一本，外国文卷一本，作中国文者，用中国文卷誊写；作外国文者，用外国文卷誊写，如一卷不敷，准请补给。 也就是说，无论第一场还是第二场考试，都可以不考国文，这在历届考试当中是唯一的一次。 第二届留学生归国考试，分两场，第一场中，“订应试各人，得自由选其擅长之文字，书为考卷”。在下列三个题目中选作一篇普通论说： 1.中国目下施行强迫教育之实际效用； 2.中国农业应如何改良； 3.中美新约之订定应以修正华工之移民法为基础。(21) 第一场考试的题目，由严复拟定，所选试题均为晚清社会讨论的热点。以第一题为例，从严复给伍光建的信中看，第一题英文原题为Whether it is advisable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22)，即关于施行义务教育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此时晚清新政教育改革已经拉开，癸卯学制已经制订，学部的设立更是体现了清政府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分级(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发展各级教育成为学部关注的内容。 在第二场专业课考试中，出题的考试官如下：严复负责哲学、法政、公法、商学四科；詹天佑负责工程科；魏瀚负责机械科；陈寿田负责理化科；程经世负责德文科；屈永秋负责理化、医学两科；吴仰曾负责医学、牙医两科；刘庆汾(子贞)负责日文科(23)。 由严复所出政治宪法、哲学、法学、商业类题目详见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年11月7日)的《盛京日报》(24)。严复所拟各类试题体现了严氏的思想和识见，哲学、法学、商业题目涉及专业知识，本文不详细讨论，仅从严复所拟政治宪法类试题来看严复的思想及清政府对这类问题的基本态度。试题有三： 一、政治学有最大之观念名词，曰法典、曰权利、曰义务，试各为至精当之界说；义务有法律上与道德上之分别，其异同安在？ 二、国家见于历史者，共有几式？试为举似发凡并论其形式、性情之异。 三、立宪何以为优胜，其所以孜孜求达之目的为何？假中国而欲求宪法之精善、治安之永久，其此时所先事宜治者为何？ 政治宪法类题目体现了严复作为出题者的思想。事实上，严复所设试题及参试留学归国学生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25)，严复所拟试题，反映了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政体改革中所恪守的“立宪”话语体系。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1906年10月14日)，以正式章程举行的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正式开始。学部尚书荣庆“辰初到署，与范孙、同联、唐、塔三试官点名，监考欧美日本游学生”(26)。“考试游学生第一场。三钟半验题，四钟到署，照料缮题，至七钟半乃毕。七钟半点名，八钟发题，晚六钟前散场，照料分卷，七钟毕”(27)。考试持续一整天的时间，考生相当辛苦。八月二十八日(10月15日)停考一天，严修“晚遇绍川、桂亭、幼陵各室，宿学部”(28)。在《荣庆日记》内，没有有关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所起作用的记录，仅提到对唐绍仪的赞赏：“(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906年10月16日)卯正起，到署点名查号，并与少川诸君谈学务考法，少川实有阅历，实有魄力。”(29)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考试游学生第二场……五钟起，照料缮题，七钟半点名，照料绍川、春卿、木菴三大臣阅卷”(30)。八月三十日(10月17日)、九月一日(10月18日)阅卷两天。九月初二日(1906年10月19日)考试结束，荣庆“到学部钤榜，并与各试官合照一相”(31)，严复自然之列，“(严修)与魏、严二公闲谈”(32)。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入城至庆和旧址，现名招贤馆……少顷范孙同作主，客为联、唐、塔三考官，魏、严、詹、屈、吴、陈六襄校，刘子贞以病辞，三丞参来陪”(33)。九月初八日(10月25日)，“巳正至学部，本日会同联、唐、塔具奏试毕情形，并改定分数”(34)。 参加这次考试的颜惠庆对考试过程有详细的记载：“这次会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截然不同，堪称史无前例。会试主考官是唐绍仪，当年容闳所率赴美留学幼童之一，此时，他已是京师显宦。副考官包括有严复和詹天佑。后者系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工学院。此外，还有太医院的御医、法部、大理院的官员数人参加。实际上是由副考官负责出试题和阅卷。应试者包括许多不同专业和学校的留学生，其中还有两位牙医。我报考的专业是哲学，严复为主考官(35)。试题与答卷均用英文，这在会试中实属奇事。”(36)李方回忆了当时参加考试的情形：“考试由学部主持，名目为考验游学各国毕业生。与考的人都会齐了，试题却是分别发给，人各不同。因为留学生所去的国度不同，所学的也不同，试题没法不是这样发给的呢。我是学法律的，第一天的试题就是关于法律的试题。第二天的考题，却是一篇普通论文。在这一回考试里，汉文的文章不一定要做，很通融。”(37)在李方的记载中，学部考试除了专业试题外，第二场的考试为中文、外文普通论文各一，而且可以不选做汉文，反映着清政府对留学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从二人的回忆看，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的实际作用突出，颜惠庆和李方都谈到此次考试题目和答题均可以使用英文，这给留学欧美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对于这次考试，同为襄校官的詹天佑也有记录：“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共有四十二名应考，录取三十二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一九○六年在耶鲁得的博士。我很抱歉欧阳庚的兄弟欧阳启(祺)没有考取。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是废除了。此次考取者，一律均授予中国学位。按照各生所学，考外国语文和学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各生依其留学国语文作答，例如德文、英文及日文等。使各生都有公平机会展示所学，这次我担作‘副试官’(38)，也深感荣幸！”(39)詹天佑对于参加这次考试的评价很高，并以参加这次考试担任襄校官为荣，这并非客套，事实上，参与考试的襄校官均为“中学优长、谙习各国语言文字及通晓专门科学”(40)之人。严复为学部所遴选，的确是最优秀的考题命题者，清政府对此次考试之重视可见一斑。 第二届学部考试中考取的32名留学生所学专业如下： 最优等：政治1人、文学1人、医学2人、工学2人、法律2人、政法1人； 优等：法律1人、工学3人、医学1人； 中等：医学2人、法律2人、政治3人、政法2人、财政2人、农学3人、商学2人、蚕业1人、医学1人。(41) 上述32人第一场试题均为严复所拟，第二场除理工农医科15人之外，试题也由严复拟定，严复作为出题人影响范围最大，作为阅卷人所负责任最重。 此次录取32人，最优等陈锦涛、颜惠庆等9人，优等田书年等5名，中等曹志沂等18名，最优等9人全部是留学英美学生，其中留美生8人，留英生1人；优等5人中，留美生3人，留日2人；中等18名中，留美生3人，留英生1人，留德生1人，留日生9人(42)。留日学生竟无一人入闱最优等，留日生的录取率仅为47.5%(43)，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评论者多从留日教育当中的速成教育、在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以营利为目的以及清政府的考试方法三方面讨论。对于考试方法，“大阪《每日新闻》则提到，以唐绍仪为主考总裁，而唐为第三批幼童赴美之留学生，难免有偏袒欧美留学生之处”(44)。事实上，除了应考的留日学生程度不高的原因之外，考试方法的确成为留学欧美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由于试题设计时，“为免使游学日本毕业生，在中国文字应用上，占领优势起见，因订应试各人，得自由选其擅长之文字，书为考卷”(45)。留学欧美生不擅国文的事实被掩盖，“获得进士出身各人，竟有人不能解读政府所颁文凭上中文字句”(46)。这一问题也得到了严复的重视，严复对于应试考生的英文程度表示赞赏，但是对于他们的国文程度则很担忧。为此，严复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906年11月9日)上条陈(由学部代奏)(47)，请求清政府设立国文馆以使欧美留学毕业生得以入学国文：“近因考试留学生，见其欧美文学、科学颇为完美，独国文未能造就精奥，是以特上条陈于学部各堂，请代奏设立专馆延聘中学优长之人，充当教习，将考取各生，派人专门肄业国文，假以三年，毕业后定属有用之才，然后廷试，再给予出身，候旨录用。如是，则中西完美、真才辈出。”(48)严复所上条陈以理想化的笔调，期待以“国文馆”的形式促使考取各生学习国文三年，之后再给予出身和录用，以期其中西学完美。这一建议在考试结束后没有实施，严复的愿望落空。但是，有鉴于第二届应考者国文差的问题，此后历届考试中，清政府规定“考试必须作中文论说一篇，庶应试者平时对于本国文字知加重视”(49)。 九月十二日(10月29日)，学部尚书荣庆带领除丁忧的胡栋朝外的31人进见(50)，“入值，带毕业生引见，赏进士举人有差，惟文科改译科，医科均赏医士……巳正二刻毕业生分四班谒见”(51)。同一天上谕，准学部所请，将陈锦涛分发户部行走，颜惠庆等5人归学部差遣(52)。 严复对这次留学生归国考试一事非常重视，曾在致伍光建的英文信函中详细介绍了考试事宜(53)，对清政府未征招伍光建、辜鸿铭参与游学毕业生考试感到不解，并对留学欧美学生的成绩表示满意。从1906年前后他与友人的通信中看，严复对于留学英美的学生一直较为赞赏：1905年身处伦敦的严复在与张元济的通信中，称“近来英法所最可喜者，东来学子日多，拔十得五，不乏有志之士，游欧所以胜于游日也。学子皆知学问无穷，尚肯沉潜致力，无东洋留学生叫嚣燥进之风耳”(54)。留英生出身的严复，对于留学英美的学生更加认可，对留日教育当中追求速成、留日生程度浅显也有批评。对于游学生考试通过即获得相应出身的做法，未见严复有评论。上述严复所上条陈中，严复提到设立国文馆以教欧美留学毕业生，三年后再给予他们出身，可知严复对于留欧美学生经学部考试就获得出身的方式持有异议。严复一生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后决计不参加科举，但是对科举的怨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仍不能纾解，该年与郑孝胥诗和关于科举之事(55)时，“将科举失败比喻悬梁自尽，可见此事对严复的打击”(56)。不过，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为颜惠庆所编《英华大辞典》作序时，称《英华大词典》由“译科颜进士惠庆实总其成”(57)，对由自己选拔的颜惠庆给予褒奖，表明严复对于“进士”这个头衔相当重视。严复对颜惠庆也很友善，宣统元年(1909年)，颜惠庆任职外务部时，由于其俸银不敷支出，“严复先生在学部任审定名辞词馆总纂，我在他那里谋得一个职位”(58)，兼差以补俸饷之不足，严复对于新晋进士们并不排斥。 第二届留学生归国考试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学成考试，考试通过者获得科举功名，还可以任官。在传统科举体系向以留学生归国考试为代表的选官制度转移过程中，襄校官所出试题反映了选官从重八股到重科学的转变，“启动了中国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59)。作为科举废除之后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试题的制订者，严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