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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善半月刊》出了两年，共48期。顾先生在发刊词中道出“借题示范、互相切磋”的创刊宗旨： 齐鲁大学自国难中侨居成都，重立国学研究所，文学院中旧有国文及史社系，扬搉学术，其事大同。而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只缘不知所以入门，譬诸宫墙，无术攀而窥焉。惮于个别指点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从古大业之兴，无不造端于隐而精功于渐，欲争上流，惟须不懈。于以唤起其自信心，鼓舞其创造力，观摩一学，切磋一题，各寻自得之深乐，同登治学之大逵，岂不懿欤!……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同人行能无似，诚不敢忘此鹄的。[21]2 为什么选择在“孤岛”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呢?据学者回忆：“(顾颉刚)在运用‘孤岛’学者研究力量的同时，也运用了‘孤岛’出版力量，因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就交由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出版和发行。主持开明书店的王伯祥、叶圣陶诸先生，有的是老同学，有的是老朋友。”[22]256 1940年4月16日，时年23岁的饶宗颐首次在《责善半月刊》发表的文章题名为《新书序》(龙门书店再版时改为《新书序目》)，开篇就提出与多数史家不同的观点： 曾谓吾国中古史中以秦新二代最为特出，嬴秦定制，务在变古，新莽为政，力蕲返古，各行其极，而亡也俱不逾二纪。扬子云有剧秦之叹，予于新室，未曾不谓然也。二国享祚过促，益以苛政烦酷，不为人所喜，后之作史，虽代有撰纪，于此独为抑弃，任其缺如。然秦设史官，犹有秦纪，见采于太史氏，至若新室，则旷乎无有焉。推其缺录之故，良由史官狃惑旧闻，以莽篡窃贼臣，无与于正统，夫此特一己褒贬之私见耳。而推缘其极，至于剟削文献，泯没史实，则诚不可之大者也。窃以莽于史书，当自列为一代，综其理故，可得而言。[23]2 饶宗颐对于作《新书》之经过及评价说：“今之所述，迥异前辙，徒依摭拾，希存往迹，如此为书，能无蹐驳。徒以爬罗剔抉，颇费精理，勉以五载之勤，觕成卅卷之作，故不忍其覆瓿，聊冀藏之名山，俟彼通人，攻其违失。”[23]2-3 《新书序》文末所附《新书目录(未定稿)》叙例还提到：“凡《新书》，纪四卷，表四卷，志八卷，列传二十四卷，共四十卷。”[23]4可见，这是按《汉书》体例撰写纪传体新莽史，虽是未定稿，但体例完备，只待史料搜集充实后，即可成书。1994年，饶先生在京接受采访时说： 通过对中国史学上正统论的研究，我从司马光的《通鉴》上受到影响，重新考虑到《新书》的正统问题，所以没把它最后整理出版。但是这方面的资料还存在，以后有时间还要作出来，不过形式要改变，材料也要补充。因为从目前出土的汉简来看，又增加了许多新莽史的内容。[24]30 饶宗颐、李均明合著《新莽简辑证》就是根据这一想法而撰成，辑得敦煌、居延简牍中有关新莽史事的记录共800余则，丰富了新莽史的研究史料。饶先生在该书前言《王莽传与王莽简》一文中做了阐述：“1940年余撰《新书序目》，刊于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作为该刊首篇，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由于我的史学观点的改变，故压下迟迟未敢写成书，另一方面，亦在等待汉简新材料的逐渐充实。”[25]前言，1 《古史辨》是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晴天霹雳，余波至今未消。饶宗颐回忆顾先生颇重视他，邀请其编《古史辨》第八册的情况： 由于我很早就参加了顾颉刚先生的禹贡学会，又在古史地上作了一些研究，所以引起了顾先生的重视，当时顾先生让我编《古史辨》第八册，也就是《古地辨》。我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全书的目录已经列出来了，发表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责善》半月刊上，全书的内容也都作了考虑。后来由于日本侵略的影响，《古史辨》第八册的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抗战期间辗转各地，材料也有所遗失。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我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意识到《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是比较草率的，特别是辨伪的方法不成熟，假定太快，有一些提法是不准确的，所以《古史辨》第八册我没继续编下去。[24]29 刘起釪撰文回忆顾颉刚编《古史辨》的经过时，曾对此事有补充：“他本来打算继续编下去，已着手编第八册，专收历史地理之作，初步汇集的稿子托饶宗颐先生在香港编印，据饶先生面告，当日本军人入侵香港时，全稿毁失了。”[26]序言，1刘氏回忆与史实略有出入，初步汇集稿子者乃饶宗颐，也非在香港编印，而是准备在上海出版。另据1945年12月造报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四年度教员名册》记载：饶宗颐，号固庵，男，32岁(引者按：此有误，虚岁为29岁)，籍贯广东潮安，专任教授，给薪320元，所授课程及时数为“实用文字学、修辞学、国学概论，共九小时”，上年度著作及研究成绩“古史钩沉、古史辨第八册、字源学”，到校年月“三十三年四月”⑦。可见当时饶先生在日军入侵香港后并未放弃编辑，只是“抗战期间辗转各地，材料也有所遗失”，还将《古史辨》第八册列为其研究(编辑)成绩或即将出版之著作。至于该书之中断出版，刘起釪未提及饶宗颐在抗战胜利后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层原因。饶先生曾专门撰文阐述其史学观念的转变，既有对当时学界观点的赞同，也有为坚持真理而提出批判。他说： 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关于把古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思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只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我结果却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变，我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我的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是讨论古史问题，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虽然与顾先生有些不同，可是为古史而哓哓置辩，这一宗旨老实说来，仍是循着顾先生的途辙，是顾先生的工作的继承者。谨以此书敬献给顾老，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敬意。[9]卷一，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