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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杨家骆去台湾，又将九篇编辑成册，定名《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在台北鼎文书局出版。该志与《潮州志》“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之特色暗合。1949年3月发表的《潮州修志馆简史》分四点报告该馆成立两年来的工作：编印《潮州先贤像传》、全州地质矿产调查、考古工作，后两点以科学方法进行实地调查，收获颇丰；第四点“延揽科学家参与修志”，提出现代方志的特殊价值——乃在经济民生，尤为真知灼见。内容如下： 近年国内利用科学方法编修方志者，有陕之城固，川之广汉、北碚，黔之安顺等。关于自然地理部门均曾派专家实地考察，作精密之调查，详确之记载。良以现代志书，不在钞录诗文、修载人物，其特殊价值，乃在经济民生。如水文之纪载，可作从事水利者之借镜；矿藏之探测，可为开采者之指针，此固无庸赘言而知者矣。故方志之纂辑，在广集众长，分工与专门，尤为首要。本馆早注意及此，虽在种种条件限制下，仍竭力罗致专家，以相从事。计参与本志工作之学术机关团体，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之于地质、矿产，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之于地图编绘及山川、水文、气候，潮安水文站之于气候实测，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之于鱼类，韩江水利工作队之于水利，中华柑橘研究院之于农产、柑橘、昆虫，皆于本志有相当之贡献。[44] 可以看出纂修《潮州志》时所汇集的科学家和机构的水平之高、范围之广，真正做到“广集众长，分工与专门”。川之北碚即指《北碚志》，二志皆异于旧志纯由地方人士任其事之传统，在修志理念和方志的体例、内容及修志方法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潮州揭阳人，系潮州修志馆特约地质山川门编纂，参与了《北碚志》与《潮州志》之地理、地质部分的调查和撰写(11)，应曾与饶宗颐谈及《北碚志》。据此推测，大概饶先生在收到顾先生1946年8月8号所写信之后，回信谈了编纂《潮州志》有关情况，并要借鉴《北碚志》，才得顾氏回信谈及《北碚志》的现状。 《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1947年1月7日创刊，9月结束，刊头乃顾先生题。发刊词谈了近三十年来史学和地理学的长足进展，欢迎学者投来通俗且史料完备、精密考证的文章。从创刊宗旨和行文风格判断，笔者怀疑发刊词出自顾颉刚之手。该周刊为顾先生主持，故稿约中有“惠稿请赐交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十号文通书局编辑所转本刊编辑部”[45]。据方诗铭回忆：“悬桥巷顾家花园九号(当时的门牌)，既是顾颉刚先生的寓所，又是文通书局编辑所的所址。”[46]33《顾颉刚日记》1947年1月29号记：“看诗铭所编《史与地》稿。……看《史与地》稿，讫。”[14]卷六，154月11号记：“写津《民国日报》信，寄文。”[14]卷六，484月19号记：“发《史苑》及《史与地》之稿费。”[14]卷六，52可见，方诗铭是《史与地》周刊之编辑(第1期有其论文《太初二年前玉门关在敦煌西北说献疑》)，但顾颉刚仍是该周刊之主编，负责审稿、将定稿寄往天津、发稿费等事。 饶宗颐《〈庄子〉裘氏考》一文，主要考证《庄子·列御寇》中“郑人缓也，呻吟于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的“裘氏”之所在。饶文认为：“裘氏者，《释文》但云地名，其地所在，自王先谦、郭庆藩以来均未详。”《经典释文》所载崔譔训“裘”为儒服，不可从；也不赞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以裘为儒服，知缓亦儒服矣”之观点。他根据卜辞、金文、《说文》、《广韵》、《玉篇》、《路史》等资料得出结论：“陈留，今河南开封，春秋属郑，是《说文》、《玉篇》之，洽与《庄子》郑缓所处之裘，卫大夫食采之裘，及殷王来往之裘，同为一地也。”[47]本文当属“古地辨”一类文，为学界解决一个久悬未决之难题。总之，此通讯反映顾先生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饶先生的古史地研究和方志纂修。 四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见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政治和时局等原因，居留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与顾先生联系减少，乃至“文革”期间失去联系，之后，又因缘际会，在北京得见一面。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顾颉刚日记》1957年5月2号记载：“陈真如、黄居素、黄良庸、罗伟之、又安、洪儿来。写孟余先生、钱宾四、董彦堂、雪曼夫妇、吴敬轩、香林夫妇、慰堂、季明、宝璋、简又文、饶宗颐信。”写信目的是：“政府派黄居素到港，作联络事宜，故真如邀其来此，嘱予为宾四写信，能回来最好，即不回来亦望改善态度。予因作留港旧友书十一通交之。”[14]卷八，238，239陈真如即抗日名将陈铭枢，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常委兼理论政策委员会主委等职[48]208。他与黄居素友情甚笃。黄氏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932年起长居香港，1955年9月到北京，1957年4月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5月返港(12)。因此，顾先生的信已在写信当月由黄居素带回香港。饶先生时年40岁，在顾颉刚看来其可与钱穆、董作宾、蒋复璁、罗香林等学者相提并论，作为新政权“统战”对象，足见饶先生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同时也可看出当时大陆的政治风气和学术氛围较为良好，顾先生真心诚意希望老友们为新中国贡献力量。 2003年，饶先生撰文回忆：“顾老为人十分多情，我还记得他写给我的信有一段这样说：‘颉刚年来体力渐衰，他日相见，必当为一老叟，少壮之日易逝，恨之何如!’他真像梁任公笔端带有无限情感，至今犹萦绕在我的心坎之中。”[1]51-52此信写于何时呢?1953年11月12日，顾颉刚在《法华读书记(十八)》写道：“予今年已六十有一，体力渐衰，而现任诸职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大中国图书局，一年之中，几无暇日可得。”[49]五卷下册，3602可见，顾先生有“体力渐衰”之感始于1953年底。由“年来体力渐衰”可推测此信写作时间距1953年11月12日不算太远。“文革”及其之前几年，二位先生之书信联系恐很少，而且与“年来”之意不符，故推测此信为上段所述1957年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