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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饶宗颐的数段回忆可以看出，编《古地辨》是因为其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受到顾先生的青睐，后因抗战遗失部分材料和个人史学思想变化而未继续编。可以说，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见证了顾、饶之交谊；其中断，是日本侵华给中国学术研究造成重大损失之又一罪证，也是饶先生史学思想变化的证明。 至于准备编写《新书》，主要是饶先生“究心两汉史事，复以余力搜集王莽事迹，准备为他写一断代史”，后受《资治通鉴》的影响而未再写，仅发表《新书序》、《新莽职官考》⑧、《新莽艺文志》⑨等文。姜伯勤曾撰文总结饶先生青年时期治学经历有两个鲜明特色：第一个特色——很强的自审精神，就是以饶先生致力于《新莽史》和《古史辨》第八册之史实为案例，颇具说服力；另一特色，即打破南学、北学疆界，也是受到顾颉刚、叶恭绰、王云五等学者的影响[27]99。 在饶宗颐、姜伯勤等学者其前发表的观点之后，郭伟川将饶先生与顾颉刚、王伯祥之关系做了如下阐述： 他发表的《楚辞地理考》引起了顾颉刚、王钟麒等古史辨派的注意，遂亟力欲罗致旗下。顾与王是老同学，编“古史辨”时，二人在北京是同处一室的好友。顾欲选堂先生主编《古史辨》第八册，内容专门以古代地理为主；王则写信给选堂先生，要他以正史的体裁重新写王莽的历史。他们两人显然都将饶先生视作重建新古史的中坚分子。因为顾颉刚本人在古史上，有破坏，无建设，所以亟欲倚重像选堂先生这样有才具的年轻人。而他们将“令乱臣贼子惧焉”的孔子《春秋》弃如敝履，乃公然废正统而就偏统，因此选择王莽作为翻案对象，使其于正史中厕身于帝王本纪。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乱臣贼子“正名”，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但他们自己不敢做而怂恿别人做，几乎陷选堂先生于不义。幸得选堂先生于关键时刻“悬崖勒马”，断然中止付梓。[28]168-169 另有郭景华的近著基本赞同此观点，又补充一点：“饶宗颐编《新史》，除了时代潮流的推动，也与他精神气质里固有的求变求异的特质有关。”[29]44 郭伟川对顾、王与饶关系的阐述，恐有违史实，也与饶先生一贯表述不符。首先，郭氏将编《古史辨》第八册和撰《新书》两件事混为一谈。根据郭氏之文意，此段的“他们”即指顾、王二人。编《古史辨》第八册与前七册一样，是一件很有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学术工作，故顾先生不应存在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几乎陷选堂先生于不义”之说。2005年，饶宗颐还在《九州学林》第3卷第1期发文认为编《古史辨》第八册很有意义，虽因战事前稿尽失，但仍岁以来，重理旧业，又提出新看法。其次，郭氏并未公布或引用王、饶来往信函等确凿史料来证明存在所谓的“怂恿”⑩。根据饶宗颐在1940年说“勉以五载之勤”，可证明他在1935年已开始撰写《新书》，而王、饶二人在那时是否谈及此事，还有待考证。顾氏将《新书》列入齐大丛刊，交王伯祥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并不能证明二人是所谓的“怂恿别人做”，写书和出书毕竟是两回事。 郭氏还认为顾颉刚“有破坏，无建设”，与鲁迅的观点相同。顾先生针对这种观点是早有回应的：“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30]顾序，19“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31]自序，81933年2月，顾颉刚曾为《古史辨》第四册作序讲明他要请人辑录地理方面论文专集的原因和计划：“我自己的工作虽偏于破坏伪史方面，但我知道古史范围之大，决不能以我所治的赅括全部，我必当和他人分工合作。数年以来，我常想把《古史辨》的编辑公开，由各方面的专家辑录天文、历法、地理、民族、社会史、考古学……诸论文为专集。就是破坏伪史方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30]顾序，14事实上，六年之后的顾颉刚曾有自编《古地辨》之意，他在1939年3月1号日记中写道：“得丕绳来书，知《古史辨》在上海销路甚好，开明书店嘱其编第七册，渠拟目见示，皆三皇五帝及夏代传说之考订文字，凡六十万言，并谓今年内即可出版。此日此时，此种书居然能销，大出意外。予因有自编古代地理考证文字为一册之意，其第一篇则为《禹贡著作时代考》。”[14]卷四，204《古史辨》第七册经童书业拟目，又与吕思勉合作编著，一问世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正因为编辑《古史辨》非顾氏一人之力所能完成，但又销路甚好，影响颇大，恰巧饶宗颐的古史地研究颇有建树，遂请其主编第八册，实乃水到渠成之学界佳话。王学典曾对顾先生做较为公允的评价：从“破坏伪古史系统”而“建设真实的古史”，由“化经学为史学”而“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方向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则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32]27。 当时虽然战火纷飞，但并未阻止顾、饶二人的联系。1940年9月16日出版《责善半月刊》第1卷13期发表饶宗颐《  两个图片为根圉考(殷史探原之一)》，根据卜辞、《说文解字》等资料将《礼记》、《史记》对根圉的错误记载予以纠正。同年10月16日出版《责善半月刊》第1卷15期“学术通讯”第一则如下：颉刚先生史席：承累贻《责善半月刊》，至深感谢。拙作《新书序例》，辱荷宠奖，载诸篇首，俴拙之资，何敢当此，惟有愧赧!偶披张君《读诗经新义》，至佩精博。晚夙疑《诗经》流传迄今，文字多所纰谬，曾妄欲检举其误，撰为《诗经误字说》，苦无暇晷。兹略举一例以质诸高明。……晚欲得曾毅公先生《甲骨文地名通检》，敢乞代购一部。书费若干，容再邮奉。肃此敬叩。晚饶宗颐顿首。七月六日。[33]22 由此信可以看出，饶先生同时对新莽史、《诗经》和甲骨文都有深入研究，借助顾颉刚所办刊物发表，以质诸学界高明。《甲骨文地名通检》一书可能是用于其撰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从代购书一事也可以看出，饶、顾二人关系较为密切，顾先生在多方面对饶先生予以关心和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