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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方志学学科的产生。随着西方“科学”概念输入中国，分科治学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傅斯年、顾颉刚等人都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并且相信分科治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公理。而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概念的同时，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很大变化。伴随着大学教育的“专科化”发展，“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理念不断深化，由此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参与修志实践的教授也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1933年朱希祖、罗香林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方志研究”课程，1945年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方志实习课”等。而在西方“分科”观念影响下，学术研究“专科化”大行其道，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加强方志转型问题研究 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知识制度的鼎革、学术文化的传承及学科理论的构建，有助于窥探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的国家意志与地方意识、民族主义与乡土观念、旧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知识形态、传统修志观念与近代科学方法等，各种复杂关系交相互动的历史场景，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与变迁。 探索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动因及发展脉络，总结创办修志机构、改进修志方法、创新修志理论等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新方志编修、地方志系统机制体制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加强近代方志转型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既是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也将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