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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研究教育活动史 那么，应该怎样研究教育活动史呢? 在研究取向上，应该以问题研究为导向。“问题取向”研究就是选取问题作为研究方向的一种研究策略、研究思路或研究范式。以往的教育史学研究更多的是“体系建构”取向。“体系建构”取向的教育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上层人物、宏观制度，而微观的细节问题、日常问题很少有人问津，成为当前教育史学研究的空白。 “问题取向”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首先应当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对任何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布洛克曾说：“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历史学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6]44。教育史学研究也是这样。因此，教育活动史研究首先应当树立问题意识，尤其是应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微观问题和日常问题。比如教学，它会涉及教材、课程、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包括各种教规、要求等，这些都要把它们描述出来、介绍出来，通过这些微观的、具体的描述，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也即是可以通过它们来说明一个时代的教育状况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法国教育史专家卡斯巴(Pierre Caspard)就主张研究教学过程中与教科书和学生的书写物相关的问题。就教科书而言，可以研究关于教科书的立法、教科书编者的身份、教科书的生产与销售、教科书的内容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教科书的使用及其对学生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就学生个人书写物而言，可以研究学生的作业簿的书体及质量、作文、日记与书信的内容、学生的图画及雕塑作品的主题等，通过分析这些最基本的日常的微观的教育史料，来探讨当时的教学实况[7]。 在研究资料上，应秉持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 其一，地上史料与地下史料并重。在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地上史料的运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地下史料的挖掘、发现、整理与运用。教育活动史研究当然也必须充分借鉴人类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丰富史料。不管是已整理的还是未整理的、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档案史料，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文的还是外文的各种文集、笔记、日记、家谱、族谱、年谱、方志、实录、纪事、报纸、杂志等书报记载史料，不管是回忆录、传说、歌谣等口碑史料还是各种文物、图片、绘画、教具、学具等实物史料，都是教育活动史研究所必须收集、鉴别、考证、分析、整理以及充分运用的史料。与此同时，还必须重视对地下史料的发现、挖掘、整理和运用，时刻掌握考古动态，善于将考古的最新发现准确、及时地运用到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当中。通过“古史新证”、“纸上遗文”与“地下出土文献”互证，提高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可靠性、可行性和科学性。 其二，正史史料与笔记小说史料并行。以往的教育史学研究只注重正史史料或官修史籍史料的运用，正史或官修史籍史料主要包括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这些无疑是史学研究包括教育史学研究最主要乃至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但是它们绝不应该是教育史学研究的唯一史料来源，尤其是对于视域极度扩大、视野大大下移的教育活动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一方面官修史籍大都“事多隐讳”“语焉不详”、人物传记“呆板枯滞”；另一方面，官修史籍大都记载的是典章制度、政治沿革、帝王将相和官吏升沉的有关上层、精英的各类史实，而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野下移到了民间和大众，因此要把经部的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子部的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以及集部的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全部纳入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范围，尤其要加强吸纳、运用以往史学研究中被当作“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之类或属于“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之流的笔记小说中所蕴涵的丰富史料[8]1182。 其三，文字记录与口述史料并举。由于中国历朝历代都注重对历史的记载和整理，很早就设有专门掌管史籍整理、记载的史官，故流传下来了大量丰富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它们无疑是今人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珍贵史料。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教育活动史研究视域的扩大以及视野的下移，因此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基层教育活动史史料收集的困难。因为留下的书面史料大都是官方或精英活动的记载，而有关民间的、下层的各种具体教育活动的记载则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人们在重视文献史料的同时，必须借助口述的方式来完成史料的搜集任务，以口述史料弥补文字记录的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