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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在京都大学，我却偶然看到王国维写录的巴黎所藏《唐写本切韵残卷》，石印线装一册。因为有三种残卷，故分三卷，在鱼尾标识出来。全书正文六十页，另有《跋》四页，一面（半页）十行，有“行款照原本”的说明，字体有力端正，页面干净整齐。卷三之末，署“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卷三。辛酉九月朔日写起。十九日写了共五十二页纸。国维。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以景照本校毕，又记”。辛酉九月朔日，是公历1921年10月1日。这就是说从10月1日起，王国维用了二十多天，抄写、校对巴黎所藏三种《切韵》残卷。但不知为什么他这里记的是写了“五十二页纸”，与稍后他对马衡说的“此书共六十页”（1921年12月8日致马衡，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以及实际页数不符。 抄写《切韵》完毕，据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说，王国维是“增订旧文，为跋尾，书于写本后”。不过细读这篇《跋》，至少它的前半部分，都是在讲前面他抄写的三种《切韵》的情况。他说这三份残卷，第一种“当是陆法言原书”，写于初唐，第二、三种分别是“长孙讷言笺注本”和“长孙氏笺注本或其节本”，写于唐代开天之际，又说见到陆法言原书，证明他过去推测“陆韵次第必与唐韵相近”，是正确的。这些内容，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倒是与《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相比，可以看到在稍后把它编入《观堂集林》时，王国维作了不少改动。上述几点结论并没有变，可是增加了音韵方面的举例和分析，最明显的，是删去了原来《跋》里的一整段文字。这段文字写在《跋》尾： 光绪戊申，余晤法国伯希和教授于京师，始知伯君所得敦煌古书中有五代刻本《切韵》，嗣闻英国斯坦因博士所得者更为完善，尚未知有唐写本也。辛壬以还，伯君所寄诸书写照本亦无此书。戊己间，上虞罗叔言参事与余先后遗书伯君索此书景照本，今岁秋伯君乃寄罗君于天津。罗君拟付工精印入《石室佚书》中，以选工集资之不易，余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原本书迹颇草草，讹夺甚多，今悉仍其旧，盖其误处，世之稍读古书者，类能正之，至其佳处，后人百思不能到也。因记其大略如右。辛酉冬十一月初十日，海宁王国维书于海上寓居之永观堂。 这里说光绪戊申（1908）在北京初见伯希和时，他与罗振玉就知道伯希和手里有敦煌本《切韵》，可是伯希和一直没拿给他们看，直到辛酉年秋，在他们一再要求下，才把照片寄到天津，罗振玉本来要放在“鸣沙石室”系列出版，但一时筹集不到印刷费用，于是他“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最后所署十一月初十日，是公历1921年12月8日。 这一段文字，大概王国维认为无关文章宏旨，在将《唐写本切韵残卷跋》改题为《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修订收入《观堂集林》时，全部删掉了。现在读到它，对于王国维写这篇文章的原委，才可以比较清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