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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我在京都大学看到的《唐写本切韵残卷》，是王国维送给京大教授今西龙的。今西龙不仅在上面盖了印，还写下“大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王先生惠赠”一行大字。大正十二年是1923年，这一年，王国维从上海移居北京，做清华大学教授，今西龙恰好也是在1922-1924年到北京留学。他们9月见面的时候，王国维就送了这一本书。而在此前的7月下旬，今西龙还拿了纸请王国维写字，王国维写了自己过去作的诗《昔游》六首，王国维去世后，他的京都友人编了一本《王忠慤公遗墨》，这一幅字也在其中。 今西龙是有名的朝鲜史专家，他曾在今朝鲜平安南道、西汉时属于乐浪郡的黏蝉县发现过汉文所刻神祠碑，轰动一时。他的著作有《新罗史研究》《百济史研究》《朝鲜史の栞》《朝鲜古史の研究》等。我并不懂他的专业，但是很愿意在这里借用内藤湖南对他的评价，这是内藤湖南1934年在为他的遗著《百济史研究》写的《序》中，讲的一段话： 朝鲜古史的研究，在我国，大概从相对应的古代就已经开始。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就采用了三韩史料，这姑且不说，德川时代，水户编纂《大日本史》，也参照过《东国通鉴》等，如新井白石，还留下日韩古史纪年对照表那样的遗稿，然而，日韩古史对照的研究之兴盛，却是明治以后的事，坪井（九马）、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吉田（东武）诸博士都是最热心的人，他们的论文，于明治初期的史学界大有裨益，是不必说的。 据说明治中期以后，这样的研究就告一段落、近乎中绝，要说后起的大家，便有今西博士，一直到大正、昭和，他差不多是独步天下。本来我国的古史研究中，怀疑《日本书纪》纪年的人很多，因此有参考朝鲜古史纪年及其内容、以至于偏向朝鲜古史的倾向，今西博士以他对两国古史的根本性研究和对《三国史记》利用中国史籍等等的研究，改变了过去的研究方法，重视日本古史的记载，从而给两国古史的研究都带来极大变化。他的意见，与我一致的地方很多，所以他从朝鲜回京都，每每到访，跟我谈得也多。 这一段对今西龙的表彰，讲他研究朝鲜古史，而在史料的解读和运用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许能够说明同时代的这几位中日学者，不管研究的具体领域如何，他们考古的方法和他们重建古史的理念，在那个时代，是有一定共通性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