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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他从1916年由京都回到上海，专心于音韵学，短短几年，便写下《五声说》《声类韵集分部说》《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论陆法言切韵》等十二篇收入《观堂集林》的文章，其中像《五声说》，还被他自诩为是在清人业绩之上，“为七级浮屠安一相轮”（1917年8月10日致罗振玉），这样的成绩，固然如过去许多人所谈到，与他那些年受沈增植的影响有关，但是，对《切韵》等隋唐韵书之“新发现”的持续追踪，不能不说也是研究上的一个动力。 1922年1月28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大约在春节以前，如王国维所愿，《唐写本切韵残卷》终于印出，他自己得到五十本，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就开始赠送给各路友人（1922年2月《致徐乃昌》，见《全集·书信》）。这一年，唐兰经罗振玉介绍去见他，也得到一本，唐兰后来回忆说，他们“抵掌而谈，遂至竟日，归而狂喜，记于先生所赠《切韵》后叶，以为生平第一快事”（《王静安先生遗札题记》，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书印得不算少，当时很多人手里都有，我看到的另外一册，就是钱玄同1931年送给吉川幸次郎的，可见不算稀奇。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从此对《切韵》展开热烈讨论，刘复、姜亮夫等人后来都去巴黎摹写韵书，故宫也发现另外一个唐写本，这样的一个学术局面，正是由《唐写本切韵残卷》的印行开启的，所以，陈寅恪发表《从史实论切韵》，第一句说的就是，“陆法言之切韵，古今中外学人论之者众矣”（《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50）。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学术史来看，王国维录写的这一册《切韵》，就不能不说相当珍贵。特别有趣的是，他当年用了最快的速度负责抄写、印刷，以便海内外学界共享，到了六七十年后，仍然惠及学人。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周祖谟编的《唐五代韵书集存》，里面仍然收有王国维写录的两种《切韵》，而1994年台湾的学生书局竟又再版。 三 葛兆光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王国维资料”中，发现王国维的未刊书信。王国维在他从上海写给内藤湖南的一封信中，就谈到：“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法言《切韵》三种，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以一时未能景印，手间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请察收。其二本请转交狩野、长尾两先生。”（《王国维未刊书信（三通）》《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2002）这封信本来日期不详，现在也可以推测是在1922年1月28日春节前后。《唐写本切韵残卷》刚刚印出，他就寄给了京都老友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长尾雨山。 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是京都大学最早的东洋史及中国哲学文学史教授，大名鼎鼎，近年大家谈得比较多。长尾雨山有些特别，最近有人注意到他，但还是不妨说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