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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韩非子还批判儒家称颂的尧、舜、汤、武等贤能之人，“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称他们是扰乱天下、置社会于不顾、不能将社会治理好的人。韩非子主张“上法而不上贤”，尊崇法制而不能尊崇贤人。在文章的末尾，韩非子进而斥责许由、尧舜等儒家所崇尚之典范人物“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轻蔑他们不懂得治理国家和管理人民的准则，进一步强调“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的必要性，大力倡导用赏赐嘉奖以激励民众、用严刑恫吓以管制民众的尚威严法治国理念。 综上所述，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人物对儒家思想观念，特别是儒家传统孝道观念是相当排斥的。正如司马迁对韩非子作出的评价：“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法儒二家在基本价值观念上之悬殊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推崇霸道 西周和春秋时期，秦人仍被视为“戎夷蛮狄”之异族或异类，东方诸国一直不把秦放在眼里，甚至不约秦参加诸侯之会盟，《史记·秦本纪》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秦之所以被东方诸国轻视，除了当时秦的综合实力落后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秦人的思想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也不被东方诸国所认同。林剑鸣指出：“秦人的鬼神观中没有‘德’、‘道’这类抽象的、表示自身修养的字眼，而充斥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秦人的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与西周及受西周文化制度影响极深的关东六国的重视伦理道德和礼法修养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始终是背道而驰的。”林先生所论甚是，点明了秦人价值观之突出特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秦的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底蕴深厚的西周传统文化相比，虽显低劣粗鄙，但在社会分裂、战乱频仍、以力相争的战国时期，却真正派上了用场。而这也正是秦能够通过商鞅变法做大做强，并最终完成统一天下伟业的深层原因。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根据五行终始循环之顺序，定秦为水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索引》云：“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一反周代崇孝尚礼之伦理道德观念，强调尚威严法、以“威德”为核心的皇权政治模式，正是秦所推崇和奉行的基本政治模式。这也正是韩非子法制思想的精髓所在。 总之，秦朝以法家功利价值观作为基本治国理念，儒家传统孝道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冲击。然而，西汉王朝在总结和反思强秦速亡的历史教训后，重拾儒家孝道观念，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西汉和东汉享国四百余年，是为中国两千多年皇权政治发展史的强盛时期之一，相对于秦的二世而亡，“孝”观念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视也不应该忽视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