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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策略路线来源于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分析。共产国际对1928～1931年中国革命形势的科学估量，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这一策略转变的起点和基本依据。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所示：“共产党在多事的1930年的工作经验和成果，首先是在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多的苏区实行农民土地政策的实践，以及1931年初中共在农村阵地的明显加强而在城市的力量的普遍削弱”的这种反差，促使了这一政策的转变。[7] 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的形成过程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过程，开始于1928年2～7月，完成于1930年10月，深化于1931年3～8月。这一策略转变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准确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产国际历来就十分重视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即《五月指示》）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8]1927年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第一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决定在广大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此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虽然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却已初见“农村中心”的端倪。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开始，是以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的。这个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决议，在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目前全党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所提出的口号周围。在目前形势下，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队由于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由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可能脱离群众，过于冒进，分散自己的力量，从而被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理解争取和组织群众的极端必要性，如果它不去反对使它忽视准备千百万群众迎接革命新高潮这一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种种企图，那它必定会被击败和瓦解。”[9] 显然，新策略并不是立即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是“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2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目前我们反对举行暴动。”[10]这就坚决、果断地停止了“城市中心”武装起义的策略。新策略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武装力量鞭长莫及的边远农村和城镇进行计划周密的游击战争。《决议》指出：“党在今后必须切实关注农民起义。在组织农民行动时，必须经常不断地考虑中国各省各地的不同斗争条件，必须首先考虑那些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的区别……党在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以期这些队伍今后逐渐汇合成一支全国性的红军。”[11]这里，新策略不仅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城市转向农村，而且强调了农民、红军的武装斗争同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及土地革命三者间的关系。同时，新策略又把农民游击队行动同全国起义的胜利相联系，“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12]。这样，新策略又在“农村中心”的基础上，产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萌芽。总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表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重心，在方向上，由进攻转为防守；在地域上，由城市转入农村。 1928年7月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是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制定的关于中国革命新策略的正式表达，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重要一环。《政治决议案》在分析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过去斗争的经验、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下，党的策略路线是争取群众。《政治决议案》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新策略放弃了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城市中心”策略。 其次提出了党的目前任务重点在农村，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赞助农民游击战争，而且要使它深入，使它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建立工农革命军……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13]。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最大限度地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彻底地实行土地纲领”；“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14]，等等。这就比《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更进一步明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指出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的关系：农民游击战争和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斗争是创立根据地及其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主要方式；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必要途径；根据地是武装斗争、革命运动最大发展的基础和依托。并且再次指出了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对于全国革命胜利的意义，是“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15]，“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16]。 显而易见，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使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雏形。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所阐发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