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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澄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史实，对于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中共党史尤其为土地革命战争史中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根据。例如，为什么在毛泽东取得全党领导地位以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批判之后，从全党范围来看，能逐渐地把工作重点移向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村苏维埃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实行全党工作的实际转变？等等。只有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策略转变的史实，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否则是不会自圆其说的。 其次，它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研究，扩大了理论视野。以往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想想的研究，是割断了其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孤立、封闭地来研究。如果说联系，也只是强调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同共产国际的一味对抗性、斗争性、互不相容性，把二者活生生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简化为对抗、斗争的关系。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拔高为没有任何思想渊源的“独创”。澄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史实，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研究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同共产国际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前提。这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尤其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中共及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的形成时间与标志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传统的观点认为，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已经形成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披露，许多学者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并未形成“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笔者认为，中共及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是中共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起点与标志。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首次提出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决议主要从4个方面首次阐述了“农村中心”策略：其一，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上，检讨了此前党的“城市中心”策略的错误。认为红军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后，不应该“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而应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28]在粉碎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后，仍然如此办理。这样，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29]。 其二，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改变了此前“我弱敌也弱”的错误看法，作出了“敌强我弱”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红军的数量“还是非常不够”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红军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30]目前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拿我们的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现在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31]。 其三，在革命速度的分析上，改变了此前中国革命“快要”胜利的错误结语，作出了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正确论断。“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32] 其四，在革命中心的选择上，改变了此前“城市中心”的错误模式，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正确策略。认为当敌强我弱的形势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当农村根据地还没有大的发展并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下，即“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玩弄暴动（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笔者）是极大的罪恶”。[33]为此，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之敌，创造云贵川新苏区。广泛地发展农村游击战争，是党目前“中心的任务之一”。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34]显然，在此，“城市中心”模式已被抛弃，“农村中心”策略业已提出。 此后，经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1938年10月和11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1939年12月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小册子等，表明中共及毛泽东的“农村中心”策略思想进一步得到坚定与完善。 最后，它为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新的依据。以往在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时，一般都认为“两头好，中间差”。但“中间差”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是处，还是差中有好？澄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史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会有重要帮助。这样就为科学、全面地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新思路，从而为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