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完成的标志。 早在《十月来信》之前,1930年6月16日、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于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的绝密电报就连续重申:“请强调指出,特别是以苏区名义强调指出中心口号是进行土地革命”、“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等。[18]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获得通过。《决议案》在分析当前斗争阶段的形势时,正确地指出:“我们暂时还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未汇成一股巨流。即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保证有必要的力量去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19]同时,提出了党的最主要任务、策略中心就是在农村成立和组织中央苏维埃政府。[20]《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这个革命本身的发展就是采取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形式。”[21]因此,“共产党应当懂得,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建立富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乃是一项头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才能肯定地保证革命取得重大的发展”。[22]《决议案》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从总体上恢复与发展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制定的、由中共六大正式表达的、由共产国际六大所批准的新策略。 7月28日,共产国际将《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扼要电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申了在最有保障的地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方针,表示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即在大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发动武装暴动的“城市中心”计划。但是,《决议案》未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错误,这一任务有待于《十月来信》来完成。 1930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重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当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重申坚决反对普遍起义的“城市中心”计划,并委托东方部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文件,即《十月来信》。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十月来信》。《十月来信》在批判立三路线错误的过程中,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农村中心”的实际任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整个环境所要求中国共产党来立刻实现的中心实际任务,就是:(一)立刻团结真正的工农红军……(二)立刻建立坚持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里,而以红军为依据……(三)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群众工作,在苏区里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来组织群众,在非苏区里,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去发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斗争,并在这斗争的过程中组织群众……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的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23]。《十月来信》的思想是极其珍贵的,它不仅系统地批判了“城市中心”论,阐述了“农村中心”的策略,而且赋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以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它使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得以彻底完成。 1931年3~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召开和“8月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农村中心”策略的深化与发展。 面对西方和东方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崛起,为了防备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会。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危机形势、中国苏区和红军的作用,阐述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第一,共产国际明确把建立农村根据地、苏维埃和红军作为一切工作的首位、中心任务;第二,高度评价中国农村苏维埃和红军的地位与作用;第三,明确提出城市工作必须为农村斗争服务;第四,高度赞扬毛泽东开辟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历史功绩。第十一次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广(毛泽东)良好经验”[24]。 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完成后的进一步深化。《决议》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左”倾的估量与分析,但在总体上,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策略转变的中心点上,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形成上,却比此前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决议》首先肯定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策略。其次在阐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中国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红军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中的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决议》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了党必须把工作重点集中到农村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牢牢掌握根据地并继续扩大这个根据地,在这种基础上,去建设和巩固红军;(2)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政权应在自己统治的领土内彻底执行反帝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3)展开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农民运动,尤其是工人的罢工,同时要极努力地巩固和扩大革命职工运动。[25]至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又进一步深化、巩固,达到了成熟程度。 1931年8月,黄平回国,向临时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临时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两个决议的精神和“农村中心”策略思想。同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农村中心”策略,就由理论变为实践。 正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高出一筹,在放弃“城市中心”论、倡导“农村中心”论方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早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这就为中共绝大多数人接受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打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完成之后,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中共在六届四中全会就已萌发的“左”倾思想再度膨胀,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开始提出在有条件情况下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思想主张,指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26]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了夺取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27]。同时,《决议》还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夺取中心城市计划。从此,开始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军事冒险机会主义。由于1934年9月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因此,纠正王明“城市中心”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农村中心”策略的任务,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胜利完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