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是新泉会议。白砂会议后，围绕要不要设立正式军委的分歧没有解决，争论双方仍然各持己见。前委在毛泽东执意辞职的情况下，决定暂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红四军于6月10日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7天，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纵队干部，天天开会，继续就前述的分歧展开讨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无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问题。毛泽东、朱德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在会上作了答辩。 在新泉期间，根据前委要求，毛泽东、朱德两人写出书面意见，陈述观点，供党内讨论。随后，《前委通讯》第3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信》(6月8日)、《毛泽东复林彪同志的信》(6月14日)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信》(6月15日)，还有刘安恭的意见等，一并刊印出来，党内领导人的争论完全公开化了。 毛泽东的信从红四军的历史和所处环境两方面考察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信中分析了四军不能绝对地建立党的领导的三条原因：一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带来了许多旧思想、旧习惯；二是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的环境中拖出来集结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便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三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理论从远方到来，使其提出的一些站不住的理由振振有词。信中认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该信逐一批驳了流寇思想、党内有家长制、党代替了群众组织等观点。 朱德在信中发挥了在白砂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他认为，说“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信中还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该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它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军事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问题是“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前委公开发表这些信文的初衷，本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讨论，结束纷争，为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好准备。但其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更加扩大开来。毛泽东批评人甚多，有的批评也过头一些，因而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多些。这三次会议助长了四军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 (三)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6月19日，新组建的红四军第四纵队三打龙岩，攻克县城。3天后，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开幕。这次七大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负责筹备。他认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朱、毛都是他的领导，关系又非同一般。他与朱德是同乡、视朱德为兄长，曾跟随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从三河坝辗转粤闽赣，发动湘南起义，同上井冈山；后来又一起下山去湘南遭受了八月失败，与朱德同甘共苦、情深谊长；红军能有目前的发展，朱德的建树不可抹杀。上井冈山后，特别是经历湘南八月失败后，他对毛泽东的政治魄力、军事才干、思想作风和渊博知识与诗人气质十分敬佩，视毛有如师长；他认为毛的领导是正确的，但作风不民主。他对朱、毛的论争采取“和为贵”。他后来说过：当时毛泽东找过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对毛说：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 出席红四军七大的，既有前委委员、全军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也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陈毅主持大会召开，作工作报告，代表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据参加七大的老同志回忆，会场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有的过了头。代表们对朱、毛等领导人的批评，有的意见很中肯，但不少意见很偏激，特别是对毛的意见更尖锐些。朱德发言承认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毛泽东发言重申自己的看法，强调要根据四军的实际情况，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活动，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纪律。他表示：对他的批评，现在不说；对他有帮助的，他会接受；不正确的，将来会通过实践得到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