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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和“九月来信”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党内争论和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状况非常重视，接连发出指示予以积极指导。这为在四军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指明了方向，从而也为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一)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党中央收到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1日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赞扬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还肯定了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和七大的那些正确结论。同时对七大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 《指示信》对有关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用不着再组织军委了；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1]83-87 《指示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并且纠正了毛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更明确、讲得更周全。但是这封《指示信》，红四军没能在八大召开之前收到，使八大走了弯路，造成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陈毅在中央看到此信后深受教育。1929年8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指示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 (二)中央的“九月来信”。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周恩来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四军七大及毛泽东与朱德的分歧和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地评价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同时，他在八月《指示信》基础上，进一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对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意见。(一)红军领导应集中主要精力对付敌人，前委召开七大没有将注意力引导对外斗争，而将争论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争论的倾向；(二)七大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得出一个政治标准来判别谁是谁非，缺乏政治眼光；(三)七大前的前委扩大会议和七大的开法，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对朱、毛的缺点，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进行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许多批评又大多是主观推测，这只会使纠纷加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