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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柱(1935-)，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并在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历史性贡献。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能否找到一条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是毛泽东为之不懈努力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 键 词】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历史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012-09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为开端的，它阻断了中国历史正常发展的进程，使之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正因为这样，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两大历史要求，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联结起来，为中国的独立、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现实道路和光明前景。毛泽东为此作出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使他的名字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为后世所景仰、所传承。 一 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并在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首先，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672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1]650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1433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第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毛泽东尤其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1]651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这一历史课题。 其次，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变革，从此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3]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要求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这就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具备了实现它的基本条件。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础。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一很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4]350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及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实行分工制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难以做到。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拿工业发展急需解决粮食问题为例，陈云曾说当时解决的途径有三：开荒，修水利，合作化。前两项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有配套工程，周期长，见效慢。他说：“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5]238, 239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4]345，353这是一个客观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再者，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然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胜利，因而在局部地区就建立了与全国性反动政权相对立的，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革命政权，这不但锻炼了党执政的能力，而且为建立各种国家制度提供了经验。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地说，以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随着近代中国历史价值取向的转换，新中国理所当然地摒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行体现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因而，“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6]136毫无疑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这样的政党制度，在原则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它有利于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高度地凝聚起来，而不是西方多党制那样互相倾轧，互相争斗，互相抵消力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而制定的政策和选择的制度。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之，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保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