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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对于1956年召开的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段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7]23-24对于这个重要思想，1962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8]302 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8]305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对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9]464 这时开启的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具有穿越历史作用的伟大起步。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里，仅就独创性理论成果作一说明。 1993年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这个看法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能避免后来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以苏联为鉴戒，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开始触及体制方面的改革，达到一定的深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其中的基本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和探索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二，关键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所以这样，不仅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强调一万年都要学习；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三，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