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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32-33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11]758-759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12]137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主动地位。第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这就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就为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强调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表明在5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理论工作，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自身的失误，使之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航向的正确。 三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巩固政权，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能否找到一条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是毛泽东为之不懈努力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革命胜利初现曙光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3]217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如果骄傲了，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追求享乐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话十个人就会有十个失败。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记取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时，依据党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610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糖弹”袭击而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50年代初领导的“三反”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为我们党提供了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有效捍卫人民主权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