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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策略变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特别指出：“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15]2-3 毛泽东针对西方预言家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身上，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这是具有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极为重视，是基于这样两个相互交叠在一起的原因：一是由于赫鲁晓夫问题引发出对于我们“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深深忧虑；二是基于对自然规律法则的思考，他表示过：“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16]1390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具有长远意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上述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条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7]226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所以，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是应该考虑他们在未来履行领导职务所必须具备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的。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使这些本来正确的主张没有能够正确地贯彻下去，相反地却采用了个人选定接班人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务，特别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又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7]233诚然，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现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出发点来说，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18]149, 346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了不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