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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党费收缴遇到的难题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使得党检讨党费收缴问题有了稳定的内部环境。在陕甘宁边区，边区党委与西北局就此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员不缴党费几成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多数农村党员还不懂得缴纳党费的意义，有的认为，“党应帮助党员，怎么党员还帮助党”？有的认为，党费就是当地负责人对党员的剥削；也有的认为，党费是印文件的纸钱，不发文件，就不应缴党费；甚至有的教员党员也与农民党员一样，“一定要每月只出五分洋的党费，而不愿缴纳所得税”(16)。 面对党费收缴中存在的问题，中共多次强调，基层支部在按期征收党费的同时，要经常向党员讲解党费的意义。对真正贫苦的党员可以减少缴费比例，或免征党费；对经常无故不缴党费的党员，应给予应有的处分。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委成立了教育训练班以及支书、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同时，对于一般党员，各地还举办流动训练班，使每个党员受到基本的教育。(17)为纯洁党的队伍，各抗日根据地又开展了对干部队伍的整理与审查工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据边区党委组织部统计，自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里，边区党委先后进行了“五、六次的审查”，在整理与审查的过程中，共洗刷了3180个落后分子(18)。 梳理相关档案可以看出，中共各级党委的努力，没能根本改变地方支部特别是农村支部落后的局面，仍有不少党员不能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缴纳党费(19)。部分党员对党的决议、决定采取轻视态度，有钱时可以挥霍浪费，而党费却不愿缴(20)。据中央调查研究局报告，农村支部能缴党费的占极少数，而绝大部分是不缴党费的。该局抽样六个支部的工作报告显示，第一个支部是永不缴党费，第二个支部是常不缴党费，第三个支部是半年不缴党费，第四个支部是一年不缴党费，第五个支部是支委缴党费，党员不缴党费，第六个支部是支书代替党员缴党费。(21)党员不能按时缴纳党费，在各抗日根据地几成普遍现象。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有许多新党员还不知道缴纳党费，遵守党纪(22)。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若按照三个月不缴党费即开除党籍的要求，则“不知道有好多”应该开除党籍(23)。党费缴纳的困境，要求中共必须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探索改造党员的新路径。 针对党费收缴与党的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早在1939年，中央政治局就作出巩固党的决定，主要包括：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为贯彻中央决定，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提出，要彻底地有计划地审查各级党的组织成分，重新登记、鉴定党员干部，并把它作为整党工作的重要一环(24)。为使党员登记落到实处，西北局提出党员合格与否的四个条件——“对人公道，对己模范，经常到会，缴纳党费”(25)。同时，按照边区党委的规定，“党员无特殊情形连续三个月不交纳党费者，即认为脱离组织”(26)。 考察陕甘宁边区党员登记情况，能做到四个条件的党员，各县都是少数。如延安县川口区一乡支部55名党员中，够四个条件的8人，三个条件的41人，一个条件的6人。固临县庞元区四乡30名党员中，够四个条件的1人，三个条件的7人，两个条件的11人，一个条件的9人，完全不够条件的2人。富县已登记过的103名党员中，够四个条件的23人，三个条件的33人，两个条件的17人，一个条件的15人，无条件的15人，等等。(27)经过党员登记，各县均洗刷了一批不合格的党员，但与此同时，在根据地的乡村又出现了群众不愿入党的新问题。 据1942年张闻天对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农村中的党员，对于同生产无直接关系的各种事情，如学习文化、政治知识的兴趣，参加党与政府工作的积极性，大大减弱。有的党员甚至发展到要求“退党”，所谓“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负担了吧”。直属乡所有党小组，均不能自动开会，必须支部书记亲身去，或专门委托村支部委员召集才开；但即便如此，党员还是到不齐，有的出门在外，有的称“忙”而不来。在小组会上，照例是“上面”的人报告，并主持会议，大家听听表示同意(或者根本不听)，就算完事，很少能展开讨论。(28)另据西北局组织部调查，群众入党积极性不高，入党有五怕：(1)怕误工，(2)怕惹人，(3)怕出门，(4)怕开会，(5)怕模范(29)。组织对个体吸引力的缺失，使得以缴费、开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员登记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由此导致组织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困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