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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关 键 词】土地占有/解放区/土地改革 【作者简介】罗平汉(1963-)，男，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此为标志，曾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政策。一开始，土地改革主要是采取清算、开明地主献田及征购地主土地等方式，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之后，实际上是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近些年来，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如何评价，当年中国农村的土地究竟是集中还是分散，有没有必要非得通过土地改革这种革命的方式进行农村土地关系的调整，土地改革是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相反，成为学术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相关问题作一点简要的探讨。 一、从为地主“平反”说起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往学术界和现在的主流媒体都是高度评价的。例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大众翻身作了主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①。 作为《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则认为，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和土地直接结合，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土地改革是人民战争的基础，土改的各个阶段都反映着战争的形势变化，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中共中央土地改革政策成功的集中体现”，“土地改革的胜利还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提供了干部队伍。”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2006年由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共同推出《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专栏，对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是这样评说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③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对土地改革的不同评价。例如，有人写文章说找到了小说《半夜鸡叫》中地主周扒皮的原型，此人本名周春富(小说中周扒皮本名就叫周春富)，家居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黄店屯(小说中的周扒皮是黄家店人)。周春富的祖辈也是“闯关东的”，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虽然从父辈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由于周春富不注重浮财的积累，而是认为“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据说周春富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 与《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不同的是，周春富并没有半夜装过鸡叫，也不是那种只督促长工干活的东家，自己从不闲着，且“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东家的人都起来了，伙计们自然也不能赖在被窝里了，而且“周家人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周春富有5个儿子，“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多年的努力之下，原本地不多的周春富到1947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约240亩土地，雇用了三五个到七八个长工，但没有出租土地，并且还有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据说，周春富对长工并不像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那样苛刻，一个长工一年能挣8石粮食，够养活全家，给短工的工钱也是一天能买10斤米，而且周春富“不是恶人，不霸道”。1947年12月，黄店屯来了土改工作队，在划阶级成份时，周春富被定为地主，随后被“镇压”了④。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用某些媒体的话说“颠覆了以往的地主形象”，与此相伴随的是引发了一些人对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质疑。有人认为，地主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丑恶，他们恰恰是乡村社会的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勤劳俭朴、经营有方而发家致富的，地主的负面形象都是以往的宣传杜撰出来的，以至于有人提出要为地主们“平反”。 2012年3月27日的《中国经营报》发表了《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一文。其中说，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都感觉地主们就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只要一提到“地主”，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4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这4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 该文说，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但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真实的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学校——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2000多亩，当时征地时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文彩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该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刘文彩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文彩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多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来完全是创作出来的。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是教师世家。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半夜鸡叫”这样的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⑤? 2010年第8期的《书屋》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的文章，其中写道：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总之，“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而土地改革的结果，“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成为建国以来农业生产长期搞不好的根源⑥。 提出要为地主“平反”的，更多的是一些网络博文。如有博文说：“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剥夺中国存在近2000年的士绅阶级的合法财产，无偿得到了土地的混混和无赖抽大烟的自然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还有人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拿出勇气面对土改的历史错误，还地主及其后代以公道”，并且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和中共的土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农村的地主其实是乡土中国的精英，用现在的话说，至少也都是“种田能手”。对他们的斗争和剥夺表面上看是把土地“公平”地分给了农民，但实际上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30年来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当前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等于承认了当年“土改”政策的失败，实际上是经过了60多年又转回了原点。 更有人认为，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也是世界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它严重违背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及人性价值。还有网文认为，地主其实是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地主集中土地，更有利于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能比将土地分散给农民耕作更有效率，更有利现代农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