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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主、富农的界定 毫无疑问，进行土地改革的前提是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的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要研究土地改革运动的是非得失，首先必须对何为地主作一点讨论。 农村主要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地主与农民，而农民又分不同的阶层，其中可以细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什么人应划为地主和富农，1933年10月，毛泽东写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对此分别作了这样的界定：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的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有些地主虽然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⑦。 按照这个标准，作为周扒皮原型的周春富虽然一家有土地200余亩，但从他雇佣长工数人而土地不出租且经营油磨坊等情况看，他应当划为富农兼工商业者。至于小说中的“周扒皮”，作者没有交代他家的土地占有情况，但从小说一开篇所说的30来户人家的黄家店有一半是周家的佃户判断，其成分应当属于地主。 可见，地主与富农的共同特点是对农民进行剥削，其不同之处在于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农剥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富农虽然属于农民阶级的范畴，但这个阶层带有剥削性质，所以人们习惯将之与地主并列，称之为地主、富农，其实富农与地主并不是同一个阶级。 说起地主，人们自然容易联想到4个人，即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半夜鸡叫》和《收租院》曾进了小学课本，《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拍成了电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当年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4个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地主最深刻的记忆。 其实，不论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南霸天和刘文彩，都是艺术家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艺术是允许虚构的。艺术家塑造艺术形象时当然要真实于历史，但艺术创作可以进行合理的加工，也就是从艺术创作的原则上，是允许将各种坏地主、恶霸地主的种种恶行集中在“周扒皮”、“南霸天”等人物身上加以体现，使之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虽然这些艺术形象或许可以找到具体的原型，但与现实中的地主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即是说他们是艺术化了的地主形象。这4个典型地主形象中，只有刘文彩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确有其人。当然，作为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应当讲也是艺术人物。至于以往在刘文彩庄园建立的“地主庄园陈列馆”中，对于刘文彩罪恶的陈列，是否有不实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准确地说，这4个艺术形象应当称之为恶霸地主，并且是集恶霸地主罪恶之大成者。 应当指出的是，恶霸与地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恶霸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⑧。恶霸横行乡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恶霸尤其是恶霸地主最为农民所痛恨，但恶霸并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恶霸，那种同时具有地主和恶霸两种身份者，便是通常讲的恶霸地主。毛泽东在1948年初曾有过推算，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全国共有3600万人⑨。如果其中地主占一半，那么全国的地主总数在1800万至2000万人，其中可称为恶霸地主者毕竟是少数。据当年的调查，在农村中恶霸地主一般只占地主的十分之一。 从阶级属性看，地主是剥削阶级，这些人在土地改革中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但是，作为每一个个体的地主，作为个体的人，自然是千人千面。因此，地主的品行是恶还是善，人品是好还是坏，无须说是各不相同的。人作为具体的社会个体，不论他出身属于哪个阶级，同一个阶级的人，个人品德与品行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地主为非作歹、欺男霸女、鱼肉乡邻，成为恶霸地主。也有的地主，一方面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办学堂、修道路从事社会公益，甚至在灾荒之年还做点办粥厂施舍穷人之类的善事。刘文彩一方面利用其担任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等职务时搜刮来的钱财，大肆购置土地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另一方面又花巨资举办有名的文彩中学，甚至还设立“清寒补助金”，定向资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能否定，刘文彩有良田万顷，家中珍宝无数，生活奢华富足，他的大量财富既非劳动所得致富，也非靠经营工商业发家，而是通过占有大量土地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⑩。当然，地主并非清一色，农民中也有少量好逸恶劳、偷鸡摸狗之类的“二流子”。但从总体上看，因为地主占有土地，可以凭借土地收取地租剥削农民；而贫雇农由于缺少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剥削，所以二者之间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关系。 地主与农民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大体说来，除了那种祖、父辈本身是地主，靠继承上辈的土地财产成为地主者外，一个人地主身份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在科举时代出身贫寒的普通知识分子，通过获取功名得到官职，“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由此积累一定数量的财富，在官场失意或告老还乡后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当然这种情况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不再产生。 二是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后，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各类军阀，他们依仗军事实力和政治特权，强占或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袁世凯在河南彰德、辉县等地有田产4万亩。徐世昌在河南辉县也有田5000亩。山东军阀靳云鹏在邹县、济宁一带占有土地3万亩。直系军阀王占元在鲁西北和冀南占有土地5万亩。阎锡山在山西省占有土地不下20万亩。西北军阀马鸿逵有土地10万余亩(11)。各类军阀的亲信或家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搜刮土地。刘文彩就是依仗其弟刘文辉(曾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等职)积累财富购置土地成为大地主的。不过，这类地主占有的土地数量虽大，但他们人数并不多。 三是普通农民上升为地主者。这些人原本就是普通农民，由于某种机缘，慢慢积累一些财富，购进了若干土地，随着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种不了，乃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以收取地租，当地租剥削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这样的农民也就演变为地主了。这类地主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了相当的比重。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就已经作了剖析。据毛泽东的调查，在江西寻乌县，大地主只占地主总数的1％，中地主占19％，小地主占80％。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部分人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总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12) 这说明，农民与地主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地主如果破产，就有可能下降为贫农乃至雇农；即便祖辈是大中地主，但经过诸子继承家产分拆之后，大地主变成中地主，中地主变成小地主，小地主再分家就可能变成一般农民。普通农民也有可能由于“力作致富”或“由小商业致富”而上升为地主。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原型周春富其实就是这种人。象周春富这样由农民上升为地主者，在中国农村并非个别现象。但一个农民一旦上升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参加劳动，也可能仍过着勤俭的生活，但其必定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从而带有剥削性质，其身份也就由普通劳动者演变成剥削阶级了。 当下有人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于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地主是当时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地主阶级不应该打倒，旧的土地制度没有必要改变。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已作了解答。他在调查中发现：“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13)由此可见，这种以收租坐视为目的之地主，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生产。 其实，关心土地改良和生产工具改进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因为地主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既然土地已经租给他人耕种，他自然不必关心土地的经营状况，也不会关心土地改良与生产工具改进的情况，他所关心是地租的收取。与地主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不同的是，富农则是雇佣长工或短工到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如果土地得到了改良，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使用了相当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土地的收益也就会相应增多，而他付给雇工的工钱是一定的，这就意味着富农的收入也会增多。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地主与富农都集中了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而且都是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进行剥削，但地主集中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所关心的也是地租的收取而非农业生产的改进，客观上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五四指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地主与富农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责任编辑：admin) |